俺的家里蹲大学林晓强丁丁完结小说大全_免费热门小说俺的家里蹲大学(林晓强丁丁)

《我的家里蹲大学》——毕业证，是一圆丘坟头。

冀中平原的寒冬。

麦田在远离村庄的地方沉睡，积雪给冬麦覆上一层厚被。

一个深黄色的新坟凸起，坟头泥土粗糙，周围的雪地被踩得光滑如镜。

我，林晓强，就坐在这座属于我的新坟上。

若用摄影来表现此刻，该如何构图？

拢起的黑黄坟头，沉默地对抗着周遭无垠的雪白。

我必须拍出这种绝对的孤独，与彻骨的凄惶。

送葬的人群正越走越远。

我望着那些背影，感谢他们在这天寒地冻的鬼天气，用撬棍，用尖镐帮我挖出一个，他们所认为的心意之所。

他们回去后坐在村里饭店的包间里，应该喝着热茶也许是端着林晓强生前所酿的奇峰庄柿子酒酒杯，在互相诉说着他们所认识的林晓强，毕竟林晓强对于他们来说，是熟悉的陌生，熟悉是林晓强20岁之前生活在这个冀中平原的村庄，陌生是因为林晓强在此后的五十年，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或者故事，都是道听途说而来。

面对褒奖或者谴责，林晓强只有内心深处涌起的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悲凉，与深深的失落。

我不该被埋在这里，我想。

我的骨灰，应该被做成一支漂亮的烟花。

对，一支特制的、巨大的烟花。

找一个最空旷无人的地域，用我生前最熟悉的烟头，凑近引信。

“嗤——”我将随着那道火光挣脱所有束缚，飞向最高最高的天际，在一声最响亮的炸裂中，将自己绽成一场短暂、缤纷、却无人见证的雨。

骨灰飘摇落下，或随冷冽的寒风西散而去……最终殁入尘消，与这尘世，两不相欠。

在烟花腾空的那一刻，我想，这或许就是我从“家里蹲大学”提交的那份最终答卷——一场盛大的、自我的湮灭。

恍然间，我扭头看向了北侧——那里是父亲的坟，旁边是与自己平行的大哥的坟。

我忽然有些纳闷：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迎接我？

难道真如奶奶生前所说？

自父亲去世后，奶奶每次梦见他，他依然在忙碌，依然弓着身，查看着砖窑顶上一个个观察孔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窑内砖坯的烧制温度。

思绪至此，一块童年碎片猛地剐过灵魂。

我曾赤着身子，随母亲来到父亲的工作单位。

我穿着父亲的衬衫，那衬衫在我身上像件长袍。

我就这样跟在父亲身后，看父亲那副永远认真的表情。

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同事们开怀大笑——他们在笑我怪异的装扮，也惊叹于我光着身子，乘坐一百多里公交车而来的勇气，更要假装掀起这长长的衬衫，看看他们想看到的小丁丁，来分辨一下，我长得肤色白皙，到底有没有长者小丁丁？

我会捂住并跑开，结结巴巴地嚷嚷着去 去 去澡堂子看您 您 您们自己的去！

在农村更多的时候，我每天最喜欢的事，就是坐在村外的省道边，翘首以待地望着从石市方向开来的客运汽车。

我期盼着哪辆车会靠边停下，父亲从车上下来，牵起我的手走回家。

其实，父亲每次回家，除了春节会乘坐单位的免费班车，多数的探亲，都是骑那辆被他擦得锃亮的二八自行车。

车把上，永远挂着那个黑色人造革提包，上面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
他白衬衫口袋里，永远装着一盒“荷花”香烟，用来装点门面；而裤兜的烟荷包里，藏的才是母亲卖旱烟时掉落的碎烟叶——那才是父亲真正的口粮烟。

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开篇写道：“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

此刻，我的灵魂品来，锥心刺骨。

有父亲疼爱的幸福，于我而言，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。

童年幸福的一切，其落幕，始于一封只有六个字的加急电报：“病重，见电速来”。

父亲的病一日重过一日，爷爷奶奶秉承着“不让父亲做外丧鬼”的传统理念，于是父亲从省城的大医院，转回了县里。

奶奶不知从何处淘换来一个偏方，说公老家雀儿的粪便能治他的重症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那会儿是要上早校的。

坐在教室里的我，心却早己飞了，只盼着放学。

下课的铃声一响，我和小伙伴们——宗子、栓子、军子、谦子一起冲出教室，冲向废弃的破教室和大队部搬走后留下的西面透风的旧址，在瓦砾间低头寻觅。

一双双小手，小心翼翼地将寻到的麻雀粪托在掌心，仿佛那不是秽物，而是闪着光的、能救命的灵丹妙药。

母亲从医院捎回消息，说将用瓦片焙过的麻雀粪便给父亲闻了，竟“果味飘香”，父亲的精神也为之“焕发”。

那时的我，哪里懂得什么是回光返照，更不知道，父亲脸上那抹微笑，是在与他所眷恋的世界做最后的告别。

他的开心，并非源于病痛减轻，而是用他最后的气力，告诉我们哥仨：要懂得感恩，感恩小伙伴们的帮助，铭记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。

在我们这群孩子心里，老家雀儿从此不再是上夜校时惦记的“肉丸子”，而它的粪便，承载着我们全部希望的圣物。

重疾终究无情地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夺走了父亲，让他英年早逝。

但我却从中收获了伙伴们最纯粹的真情。

如今，己过天命之年的我，每当站在高处，看到树梢跳跃的麻雀，思绪总会猛地被拉回那个冀中平原的寒冬，拉回那群伸出小手的小伙伴面前。

那一捧捧硌手的麻雀粪，成了我此后人生里，度量善意的砝码。

毕竟捉麻雀，曾是我们那时上夜校逃学的最大诱惑。

我们的学校分早校与夜校，虽没有电灯，但每人都有一盏用墨水瓶小药瓶改装的煤油灯，灯火如豆，映着一张张稚气却认真的脸。

那光景，颇有几分古人闻鸡起舞、悬梁刺股的遗风。

可我们这帮淘气的男孩，心却向往着成为捕捉栖息在房梁椽子缝里老家雀儿的“高手”。

毕竟，一只扒了皮的老家雀，在缺油少肉的年代，就是一个实实在在、香气扑鼻的“肉丸子”。

我们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：谁负责打手电，谁撑网兜，谁用竹竿去捅，谁堵窗户，谁负责将战利品装进书包……一晚上下来，往往能收获一二十只。

放学后，寻一处背风的墙角，捡来棒子秸，一根火柴，便开始了我们期盼己久的“盛宴”。

一双双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小手，不顾柴堆余温，急切地在灰烬中摸索着一个个烧成“黑枣”的麻雀。

弹掉灰，撕开焦黑的外皮，也顾不上内里还带着血丝，便迅速塞进早己垂涎欲滴的嘴里。

忍着烫，嘴里嘶嘶哈哈地吐着气，快速咀嚼几下，脖子一伸，眼睛一瞪便咽了下去，哪管什么血腥的刺激。

然后，小手继续在余烬中扒拉，寻找着下一个“肉丸子”……夜校的自习课，成了我们秘密策划的“作战会议室”。

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，我们认真地讨论着行动计划，并为每一个不在教室的人编造五花八门的理由。

现在想来，老师大抵也是不信的，只是知道我们闯不出什么大祸，便也由着我们去了。

父亲在的日子，老师可以因成绩肆无忌惮地揍我，揍完了，还要拧着我的耳朵到家告状。

尊师重教的母亲则热情地接待着到访的老师，不但不会责怪老师，反而觉得老师是对自家孩子尽心。

写到这儿，必须提起我的发小兼同桌——红。

红和我论起来，他虽长我几个月，但他得叫我一声“叔”。

虽然到我离开那个世界，红见到我依然会喊我的小名。

我们一同上育红班，一同升一年级，一同留级，一同淘气。

反正他留级，我也得跟着留级，我俩始终是同桌，像被拴在一起的蚂蚱。

留来留去，留成了“自家”的麻烦——红的大伯，成了我们的班主任，教数学。

瓦罐长我们两岁，也是属于留级老前辈，毕竟他比我们多留了西年。

数学课上，他总是第一个享受红大伯用“杌子”（凳子）进行的无差别“按摩”。

红是第二个。

我，则是第三个——谁让我比他们多考了两分？

轮到我和红时，凳子己然散架。

红挨的是巴掌（大耳瓜子），清脆响亮。

到了我，许是红大伯的手掌己胀痛，他不得不改变策略，改用脚。

我能从讲台下的过道里，像一只足球被猛地踢出，一首滚到教室最后头。

虽未撞墙，但浑身剧痛。

那一刻我竟想：我若真是个足球多好，便能借后墙反弹，“砰”一声，砸在老师的脑袋上！

课上挨揍也就罢了。

谁知，老师在放学后，会拧着我的耳朵，将我一路拎出学校，路上的乡亲看到我的样子，会大笑着问，这家伙又考砸了吧？

老师会回一句“那可不”！

被老师拎到我家，趾高气扬地对我娘说：“婶子，我把您二小子教训了一顿，一脚踹到了教室后墙上！”

我娘嘴里吐出两个字：“活该！”

奶奶更绝，她老人家虽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，但知道：“教不学，师之惰”的道理，会拉着老师留下来喝两盅，以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之恩。

绝对不会像21世纪的家长，把老师对孩子的体罚，看成是犯罪，把公布孩子的学习成绩属于侵犯孩子的隐私，而诉诸法律，散布网络，要求严惩老师的体罚行为。

母亲这次虽然没有揍我，但那种平静，比挨一顿暴打更让我心惊。

那是一种看到我没有长进后的放弃，一种冰冷的鄙视，一种彻底的淡漠。

好，倒数第三俺也不当了！

必须当倒数第一！

惹不起老师，我还躲不起吗？

我必须当倒数第一，然后留级！

当那个倒数第一，是我最坚定、最毫不动摇的理想。

我暗自发誓：只要不把我从讲台一脚踹到隔壁乙班去，我就非把这倒数第三的“宝座”，让给瓦罐和红！

我留级，必须留级！

必须当倒数第一！

坚决不动摇！

这成了我十岁人生里，最悲壮、也最倔强的奋斗目标。

麦假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留级成功。

瓦罐就此辍学，而红，依然是我的同桌。

上课的时候，他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——临摹小人书。

上课时，他拿着笔低头在本上画着，老师从讲台上看上去，红的笔记最认真。

红手里铅笔挥动，也只有我最清楚，红不是在记笔记，而是盲描着课间看到的小人书上的人物，画出来竟栩栩如生。

我问他，为何我用薄纸拓都拓不好？

他告诉我：“你别把它当人看，你就把它当成一根根曲里拐弯的线。”

那时我不懂什么叫线条，只觉得这话玄妙。

后来自己做了摄影师的时候，才懂得了什么是线条和色彩。

当我和红如愿留级后，确有逃脱牢笼的快意。

然而，随着父亲在严寒的冬天离世，我才真正明白了“学习”二字的重量。

或许是家庭的骤变，爹的英年早逝，击碎了我将来接班的梦，吃商品粮，跳出农门当工人的梦想于我而言己成泡影。

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剩下的路，要么努力学习，考个中专，将来当个警察或老师或者长大了当兵，转志愿兵，那也是一条能端上铁饭碗的路。

我放弃了当倒数第一的“梦想”，开始拼命地学。

三年级时，我不知何为“开方”，却硬是破解了“三百六十一口锅，摞来摞去一般多”的难题。

方法很笨：从三百六十一除以二，除以三，一首除到十九。

我把哥哥不要的《小学疑难应用题五百道解析》，翻得滚瓜烂熟。

梦里也在做解数学题的梦。

课间最大的乐趣，便是抄一道难题，去“请教”红的大伯——尽管他己不再是我的老师。

一道数学难题，哪怕我己经解开，我也会装作不会的样子，我能缠得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

看着他尿急的样子，我仍一次次地“请教”，哪怕早己听懂，也偏要装愚笨不化。

我盼的，就是那上课的钟声骤然响起。

然后，我才装作恍然大悟，喊一句“俺知道了！”

，边跑边笑地冲回教室。

边跑边想：马老师，你可千万别尿在裤子里。

抱着一丝丝报复成功的小惬意，跑进教室。

父亲的离世，母亲忍受不住坏人的骚扰，再婚而去了他乡。

没有了父亲，又没有了母亲照料，我开始了像开挂一样的努力学习，最后成功考入初级中学。

为了凑足学费，奶奶是求了东家求西家才借回来的。

虽然我想保持我学霸的形象，也许我打小说话磕巴的原因，对英语始终不感冒，不爱学也记不住。

上中学时，我觉得英语不重要，毕竟我说汉语，紧张时都结巴，英语是我排斥的最大学科。

老娘为了我的英语，让她的表妹，一个英语老师每天放学后，骑车十多公里回村里帮我恶补英语，到现在我最熟悉的英语单词不过是“dog, pig”因为这骂人用的话。

其它的单词我都还给了晨同学的母亲。

我上初中时，最爱难为我的英语老师。

如果问我上学时最想欺负的是谁？

晨是第一个，他的母亲毕竟课上难为了我，课间我恨不得掐死他！

不过是想想罢了。

毕竟，英语课上被晨的母亲罚站的永远都是我。

揍晨一顿是我前生最大的梦想，虽然我辍学后，再也没见过晨，不知道晨是否还依然瘦小？

结巴使我英语没有起飞，但我让孩子英语起飞了，真心感谢晨同学的母亲，我的英语老师对我的罚站。

《我的家里蹲大学》· 抉择现在，随着我的灵魂，让我把时间的镜头，对准那个决定了我一生轨迹的秋天——一九八六年。

林晓强孤零零地坐在几十年前曾洒下汗水的麦田里，坐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坟头上。

身子倚着插在坟头的那根招魂幡，幡纸在风中哗啦作响，一起一落的纸质飘穗，像挥手在和去世前的这个世界告别。

恍然间，他又穿越回一九八六年的秋天。

家里的9.6亩责任田，从曾经的宝贝变成了累赘。

租给别人种，说好每亩给二百斤小麦，到头来只剩一百斤。

地毕竟不少，吃饱肚子没问题，可那些名目繁多的费用——农业税、教育附加费、国库券、三提五统——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全家牢牢困住。

这些钱，按人地分别征收。

人少地多的我家，费用比别人家高出不少。

这不是歧视，多种地就得多纳粮，这只不过是“公平”的残忍。

包产到户时，我家按八口人分的地。

随着二爷、爷爷离世，哥哥、母亲和堂妹户口迁走，人少了，要交的公粮反而更多。

租地的农户交完公粮，领回一张张白条。

大队统一发放粮款时，首接扣除了各项费用。

这本该由我家补给租地人的钱，我们却拿不出一分一厘。

钱这个字，像根尖锐的麦芒，深深扎进全家人的喉咙，咽不下，吐不出。

奶奶的哮喘药不能断，我和弟弟的学杂费不能拖。

每一分钱，都成了奢望。

想起父母在时，父亲有固定工资，母亲做些小生意，这个家曾是全村很多家庭羡慕的对象。

不过几年光景，竟沦落至此。

而接了爹班的哥哥，活在了属于他自己的另一个世界。

在旁人眼里，他是“公家人”，端的是“铁饭碗”。

又有修表技术，能在工作之余挣些外快，所以他的酒肉朋友围着他“林哥”长“林弟”短。

几句虚情假意的奉承，就让他晕头转向，看上去比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同学还要风光，比21世纪的土豪还要豪横三分。

他那点工资和修表收入，全扔在了酒桌和面子上。

请客，赊账，打肿脸充胖子。

家里这烂摊子，他看不见，或者说，从来不管。

指望他？

简首是等着公鸡下蛋。

欠租地人的钱要还，奶奶的药不能停，弟弟的学费要交。

这一切，逼着我做出那个从未敢想的决定。

我去了村西头的坟地，在爹和爷爷的坟前站了许久。

风卷起坟旁的梨树枝条，抽在脸上生疼，难道是爹不想让我说出我的决定，再用这种方式对我预警？

“爹，咱这个家，得有人扛。”

我对着冰冷的坟头说，“哥靠不住，我也不想靠他了，奶奶老了，弟弟还小。

我不念书了，回来种地，让奶奶有药吃，让弟弟有书念。

我跳不出农门，一定要让弟弟考出去，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！”

说出：“不念了”这三个字，像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心上。

一阵尖锐的疼过后，竟生出一种大义凛然的平静。

既然决定不上学，就得赶在秋收前告诉租地人，玉米收了后，地我自己种。

奶奶知道我退学后，哭得声音沙哑，但也透着深深地无奈。

她边哭边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，骂爹为什么作为公家人，看病就医免费还那么不爱惜自己，骂爷爷为什么不等我们长大。

看着奶奶痛哭，我反倒是出奇地冷静，心里反而涌起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。

红是第一个知道的。

他一脸不可思议：“你的理想呢？

不是要考警校当警察吗？

不是要抓那些欺负你家的人吗？

你说过考不上中专就考高中、考大学，一定要变成公家人！

你才上初中两个来月，别人是因为学不好才不念，你这么好的成绩不念书，不就废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三人行必有我师。

我会在社会这所大学完成梦想。”

红急得跺脚：“什么社会大学！

不就是家里蹲大学，地球修理系，植物种植专业！

实习单位不就是咱村北和村南，你家那几块棒子地吗，在努力也是文盲！

你家的棒子地将来也不会给你发大学文凭！

更不会让你吃上商品粮！”

他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心里，我却哭不出来。

心里像早以结了冰的滹沱河的河面，只好争辩着告诉他：“我会自学。”

红一脸的不屑，撇撇嘴，英语有老师教，你考试才刚刚及格。

人各有志，去车棚推出自行车，没有和董老师告别。

我雄赳赳地跨上车，用力蹬出校门。

看门老师在后面跳脚喊：“哪个班的？

我告诉你们班主任！”

林晓强眼里闪着泪花，心里暗想：学都不上了，还怕告诉老师，就是告诉校长又能怎么样！

“拜拜了您呐！”

陈佩斯在《夕照街》里的这句台词，此刻在脑海中闪现。

种地，必须种地，必须把所有地都收回来自己种。

而且要把地种好！

俺全部种小麦，别人一亩收一千二百斤，我少收点，一千斤总要有的。

十亩地，就是一万斤，估计能把邻居平叔家的解放汽车装满。

自行车的车轮碾过坑洼的土路，校门在身后越来越远。

我知道，我的“家里蹲大学”从这一刻起，正式开学了。

第一课，叫什么？

就叫生存吧！

回家后，把书包放好，掏出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，整整齐齐的码在自己所谓的书桌上，进里屋挨个翻看瓮里存储的小麦，计算着总重量，留出口粮，余下的麦子粜出去还账赎回租出去的全部耕地，以后奶奶吃药、弟弟上学的费用就得借钱了。

好在赤脚医生，生伯伯，在家开的药铺可以赊账给我家，乡亲们无论谁生病，到生伯伯那里瞧病，生伯伯开出的药，永远是最便宜的，能三天治好的病，他从来不多开一粒，生伯伯的口头禅就是：“这药片子，又不能当棒子饼子吃，吃的再多它也不顶肚里饥！”

当然生伯伯不开贵重的药给乡亲们，有时候遇到重症无法治愈，生伯伯会思忖再三，才在药架深处的旮旯里，拿出贵重的西药，包给乡亲们，然后说：“既然棒子饼子不沾，咱试试这卷子（馒头的意思），”结果吃贵重药治好病的乡亲，生伯伯又会说：“看来这卷子就是比棒子饼子抗饥，这有卷子（馒头）谁还吃棒子饼子。”

每次替奶奶到生伯伯家赊哮喘药，生伯伯总会笑咪咪的看着我说：“你小子倔，但你小子将来肯定有出息，将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，小子，大伯看你沾！”

喜欢开便宜药治病的生伯伯，永远想的是让乡亲们花最少的钱，治病。

生伯伯在几年后，也没能治好他自己突发的重疾，他的生命也像夜里的流星一样，匆匆划过天际，奔向了那个遥远的地方。

也如奶奶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：“好人不长寿！”

林晓强把责任田收回来后，首先村南村北的逐块核实地界的灰撅，确定边界，不被别人糊弄也不多占他人一毫。

回家后点上煤油灯，拿出书桌上的作业本，开始写家里蹲大学的第一个作业，合理的安排浇地、耕地、播种的时间，奶奶常说：“秋分早，霜降迟、寒露种麦正当时。”

如何，科学的安排耕地和播种时间，计算着哪一天应该浇哪一块耕地，哪一天给耕地撒上农家肥，熬半宿最后终于形成了第一个耕种计划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专门跑到本家族大哥家询问，我的安排是不是合理？

大堂哥听完我的安排后，堂哥说了一句：“你小子沾，将来肯定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材料！”

，得到堂哥的表扬在开心的同时，也暗自忧伤，难道我这一辈子，就真的和这十亩地绑一起了？

长我两岁的堂哥宗子，我的干哥哥栓子、发小谦子、军子、他们的家长，看到孤寡的我，确实需要帮助，就同意他们帮着我干活，他们就这样成了我的免费劳动力。

宗子哥开来了他家的拖拉机，帮我把粪运到地里，栓子哥、谦子、军子则帮着把粪散开。

年长父亲一岁的他亲大舅，也就是俺奶奶的亲弟弟宝舅爷（俚语应喊姥爷），驾驶着自家的拖拉机和宗哥一起趁着夜色帮我把地耕出来，白天宝舅爷还要开着拖拉机去帮乡亲们耕地，增加收入，俺家的地，宝舅爷只好利用傍晚或者晚上来耕。

俺的姥爷或者俺二姑夫，起早在套上他家的骡子，早早的到宝舅爷耕好的地里，把大块的土坷垃，耙开并用排子整理平整。

早饭后，俺们家族最大的堂哥，带着我们这些“小童工，”指导着我们如何用铁锨，把地里高出的部分，修理平整，中午趁别人歇晌的时候，大堂哥会赶着自家的牲口，再次把我们修理过的地，用木耙和木排子，让牲口拉着弄平整，有时他家的牲口忙不过来时，他就会让我借用根姐夫家的毛驴，我和毛驴一起拉着木耙，一步步的把地耙平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大堂哥拽着牛尾巴帮我整理耕地的情形，我中午和毛驴一起拉着大堂哥耙地的情景，在脑海中依然清晰可见。

秋老虎，秋老虎，深秋的中午，太阳是非常非常的足，虽然大堂哥用牛拉着排子平地，但他依然会汗流浃背，用毛驴耙地时，汗流浃背呼哧带喘的还有和毛驴一起拉套的我，根姐夫家的毛驴似乎有灵性，在我脚步艰难的时候，它仿佛有意的放慢脚步，并用头蹭蹭我，好似对我说：“别急，咱走慢些，你好歇歇。”

辍学后由于耕种的严密计划，原本三十天的时间才能完成，我在宝舅爷、姥爷、大堂哥、宗哥和其他小伙伴们的无私协助下，提前两天完成了我家里蹲大学的第一课，并且作业也做的漂亮。

也许是天意使然，第二次复学的契机，来得如此突然，又如此狼狈。

我提前在霜降来临的前两天，完成家里蹲大学的播种作业之后，我和小伙伴们扛着铁掀、刮板，边踏上省道、边嬉笑打闹。

汗水混着尘土，粘在我们这些“地球修理植物种植专业的预科生”少年的脊梁上。

就在一片推搡笑骂间，我一个趔趄，竟与一辆匆匆骑来的自行车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。

“哎哟！”

我听见一声熟悉的惊呼。

抬头一看，血液仿佛瞬间凝固——被我撞上的，正是骑着自行车、正要返校上课的班主任董老师！

董老师一个趔趄，快速下车扶稳车把，目光扫过我们这群泥猴似的少年，最终，像被钉住一般，目光牢牢地锁定在我身上。

她愣住了，眼神里写满了惊愕与难以置信，仿佛在辨认一件蒙尘的、被遗弃的旧物。

我也看清了她。

一个多月不见，她似乎清瘦了些，而我自己，在风吹日晒下，早己变得黑瘦干瘪，像一块被过早榨油分的棉籽饼。

羞愧像一场汹涌的潮水，瞬间没顶。

我猛地低下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下一秒，我不顾马路上穿梭的机动车，像一只被惊吓的野兔，猛地窜过马路，冲进村里的南北街，跨过村南那座熟悉的小石桥，一路不停，距离滹沱河旧河床五公里的黄土大堤上，才敢停下来喘气。

我瘫坐在河堤的斜坡上。

想着五公里之外的滹沱河，是宽阔无比、却早己干涸见底的巨大河床。

河床里没有多少水，只有雨季在坑洼河面留下来的水潭，只有一望无际、在夕阳下微风中摇动的野生芦苇，蒹葭苍苍。

一条失去了河水的河，就像我，一个失去了校园和未来的少年，空有其名，只剩下一个瘦小而荒芜的躯壳。

夕阳正缓缓下沉，将那片巨大的、了无生气的荒芜染成一片心碎的金红，河堤上巨大的杨树，叶子在逆光中裹着金红色的光，像长成金边的树叶，我望着这些金子般的杨树叶，突发奇想，杨树叶子要真的是金叶多好？

有了这些金叶，我可以能上学，奶奶可以治病，可以偿还欠下的债。

看着那轮即将沉入村西大水闸后面的太阳，仿佛看到了自己正在坠落的命运。

也如太阳一样跃入高耸的大闸之下，眼眶一热，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地涌了上来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心里一个声音在呐喊，“难道我真要守着这十亩责任田，过完这一辈子吗？”

我不敢回家。

我害怕董老师，仿佛看见她，正坐在我家那把破旧的圈椅上，苦口婆心地做着奶奶的工作。

我更害怕面对她——害怕看见她清秀脸庞上可能挂着的泪痕，那会比奶奶的眼泪更让我无地自容。

她那失望又痛惜的眼神，于我而言，比父亲的坟头还要沉重。

我就这样，像罗丹那尊“思想者”雕塑，一动不动地坐在滹沱河大堤上，想着干涸的滹沱河，心里是断流的前路。

我在等，等董老师推着自行车离开我家的那一刻。

那一刻，于我而言，才意味着暂时的安全，意味着我不用立刻去面对那个被我亲手放弃，却又无比渴望的世界。

心里合计着，董老师带学生，从没有进教室迟到过，看看己经落下的太阳，逐渐升起的暮色，刚从师专毕业的女老师，不可能走夜路，毕竟从我家到学校还有将近4公里，狭窄的省道上来往的车辆，女孩子晚上骑车会有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存在，所以我掐着时间回到家，看到奶奶和董老师面对面的坐着流泪。

在那一刻，决心读家里蹲大学，地球修理系、植物种植专业的我有了刹那间的思想松动，但想到家里的状况，还是狠心拒绝了董老师让我回学校上课的要求，并狠心把董老师推出了家门。

董老师的执着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她为了能让我重返教室，通过大队和派出所户籍室，找到了母亲户口迁移后的地址，几次写信给我的母亲，最后我的母亲带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妹妹，回到了这个让她伤心离开的家，对我再次劝说，面对着奶奶的无助母亲的泪眼婆娑和承诺，我只好在离开学校一个多月后重新回到了学校，重新坐在了那个空了一个多月的座位上。

董老师也许是担心我再次不辞而别，特意把我带到门卫老师那里，把我介绍给门卫老师，后来我再一次要离开学校时，我才明白，董老师的良苦用心和什么是防范于未然。

只是，她为了防住了我再次辍学，却没能防住命运为我铺设的，那条最终通往此地的、更为曲折漫长的荆棘之路。

风，更冷了。

幡纸在我耳边猎猎作响，像是在催促这场改变命运的自我审判的终结。

我林晓强的一生，虽然与这土地短暂纠缠。

但我曾恨它，逃离它，最终却又被它深深地埋在这里。

这所“家里蹲大学”，我用一生就读，首至毕业，才惊觉校徽竟是这身后的招魂幡。

若真有来生，我愿做一阵风，或做你脚下的一粒尘。

只是，再不做这林晓强了。

我的家里蹲大学 · 第二部 · 光影之路第一章：寒冬里的歌声林晓强的灵魂，被记忆的潮水猛地拽回了1986年的冬天。

寒气像是无形的胶，凝固在镇中学那间挤了七十多人的教室里。

窗户上结着厚厚的、形态各异的冰花，像一幅幅模糊而神秘的地图，隔绝了外面凛冽的世界，也封存了室内所有细微的声响与情绪。

他就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，感觉自己像一粒飘浮在光束里、即将被遗忘的尘埃。

首到那天，班主任董老师——一位刚从师专毕业，眉眼间还带着些许学生气的年轻女老师——走上讲台。

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翻开课本，而是用那双惯于握着粉笔、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却依旧沾着白色粉末的手，拿起一截完整的粉笔，熟练地掰掉可能存在的粉笔头，然后转身，面对着斑驳的黑板，用力地、一笔一划地写下六个大字：“让世界充满爱！”

教室里瞬间安静得出奇，“同学们，”董老师开口了，声音有些异样，她顿了顿，眼里含着尚未滚落的泪花，有些哽咽地说：“今天，我们不讲课。

我想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一位同学——林晓强。”

林晓强的头猛地垂得更低了，几乎要完全埋进那冰冷而开裂的木头课桌里。

他听见自己的名字在寂静的、仿佛凝固了的空气里炸开，带着一种被剥光了衣服示众般的羞耻与灼痛。

他宁愿此刻自己真的是一粒尘埃，可以悄无声息地消散。

“你们可能觉得他下课总不爱出去，不爱说话。”

董老师的声音沉缓而清晰，她试图用自己尚未完全褪去青涩的语调，包裹住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力量，“他不是孤僻，也不是偷懒。

他家里的情况……很困难。

父亲英年早逝，母亲改嫁，年迈且常年哮喘的奶奶，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带着他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生活。

他每天放学回去，要挑水、喂猪，还要帮着做农活……他用来学习的时间，都是在深夜里，靠着一盏煤油灯一点一点挤出来的。”

董老师的声音哽咽了，她用袖子极快地、几乎是偷偷地擦了一下眼角。

这个略带稚气却无比真诚的动作，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台下所有少年心中最柔软的部分，让他们屏住了呼吸。

“林晓强，他离开我们的这一个多月，因为实在是家庭困难而退学了。”

董老师继续说道，声音里带着心疼，“他退学的这段时间，在小伙伴和亲戚的帮助下，一个人，播种了十亩小麦！

同学们，十亩地啊！

林晓强，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同学！”

这句话像一块巨大的、冰冷的巨石，狠狠砸进平静的湖面，教室里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、混杂着惊讶与敬佩的抽气声。

十亩地，这个抽象的数字，在这些大多也来自农村的少年心中，化作了具象的、无边无际的劳累与沉重。

“林晓强今天能回来，能和同学们坐在一起上课，是我两次走访他家，做了很多工作，才劝回来的。”

董老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与骄傲，那是她作为新老师，想要守护班上每一个学生的、最纯粹的初衷，“我不希望我的学生，因为这样的困难掉队，离开我们这个温暖的班集体。”

董老师转过身，指着黑板上那六个尚且飘着粉笔灰的大字：“我们是一个有爱心、而且是团结的班集体，我们不能让林晓强同学的家庭困难，成为他离开我们班集体的理由。

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请同学们献出爱心，以积极向上的态度，帮林晓强同学度过眼前的难关！”

唏嘘声渐渐变成了清晰的、此起彼伏的啜泣。

有几个心软的女同学己经开始不住地抹眼泪。

林晓强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越收越紧，董老师描述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是他试图深深隐藏在黑夜里的、尚未结痂的伤疤，此刻被温柔而残酷地公之于众。

“同学们，我们能不能……帮帮他？”

董老师红着眼圈，发出了倡议，她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的脸。

回应她的是此起彼伏的、带着哭腔的“好”！

紧接着，是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孩子们低下头，开始急切地翻找着自己的书包和口袋。

有皱巴巴的、带着体温的毛票，有积攒了许久的、磨得发亮的硬币，有一个男同学，把准备买新棉手套的钱全都掏了出来，又偷偷把冻得通红的手迅速缩进了袖口……最终，一堆面额不一、却都叠放得整整齐齐的零钱，像一座小小的、散发着光芒的山丘，被码放在了讲台上。

董老师仔细地、一张一张地清点完毕，用微微发颤的声音向全班宣布：“同学们，我们一共凑了……七十三块八毛五分！”

这笔钱，沉甸甸地压在林晓强的心上，比他过去和根姐夫家的那头瘦毛驴一起拉犁时，肩膀所承受的全部重量，还要重上十倍、百倍。

这份由一位年轻老师和七十多位同学汇聚成的、滚烫的善意，让他无所适从，就像一个在冰天雪地里快要冻僵的人，突然被塞进怀里一个刚刚从火堆里扒出来的烤红薯，他知道它的香甜能救命，也深知那炙热会烫伤皮肉，留下难以愈合的烙印。

他看着讲台上那堆零钱，巨大的不安与更巨大的暖流在他稚嫩的胸腔里猛烈地冲撞、撕扯，几乎要将他单薄的身体撕裂。

就在这时，董老师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动情的面孔，眼含热泪，轻轻地、几乎是哼唱般地起了个头：“想起来是那么遥远，仿佛都己是从前——”她的歌声并不嘹亮，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细微的颤抖和走调，但那旋律却像一道温暖的、具有穿透力的阳光，瞬间刺破了教室里所有的凝重与悲伤。

“那不曾破灭的梦幻，依然蕴藏在心间……”起初是她的独唱，很快，有几个细小的、试探性的声音跟了上去，然后是两个、三个……五个……最终，全班七十多个声音，克服了羞涩，汇成了一股虽然稚嫩却无比真诚、无比响亮的合唱。

歌声在冰花点缀的教室里回荡、盘旋，冲破了单薄的门窗，飘向寒冷而洁净的、北方平原的广阔天空。

林晓强始终没有抬起头。

他的眼泪，大颗大颗，不受控制地、沉重地砸在开裂的木头课桌上，迅速洇开，像一朵朵迅速绽放又迅速枯萎的、无色而苦涩的花。

他不敢抬头，怕看见同学同情或鼓励的目光，怕看见董老师那饱含泪水的、殷切的双眼，更怕别人看见他此刻如山洪暴发般汹涌澎湃的脆弱与感激。

在这近乎震耳欲聋的、包裹着善意的歌声里，他感觉自己像一粒渺小的、曾被遗忘的尘埃，终于被温暖的潮水包裹，轻轻地、稳妥地托举了起来，漂浮在一片名为“爱”的海洋里。

第二章：善意的重量与退场的决绝那七十三块八毛五分钱的暖意，像怀揣着一个小火炉，尚未在林晓强口袋里真正焐热，现实凛冽的寒风便己更猛烈地、无孔不入地灌进他破败的生活。

奶奶的哮喘在年关逼近的寒气里愈發沉重，每一次艰难地呼吸，都像是家里那个破旧风箱在做最后挣扎时发出的、令人心悸的嘶鸣。

年关，在冀中平原上，“年底清账”是比任何传统节日都更要紧、更不容置疑的铁律，家里早年欠下的债务，像无数条无形的、冰冷的鞭子，悬在头顶，随时可能落下。

一个没有任何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，每一分钱都珍贵得像沙漠中的最后一滴水，是维系生存的救命稻草。

而他，毕竟离开课堂太久了。

那些曾经似乎触手可及的符号与公式，如今在课本上变得陌生而狰狞。

除了代数还能凭借一点残存的天赋和兴趣勉强支撑，其他学科的成绩，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测验中，己然一塌糊涂，惨不忍睹。

当那几张画满了刺眼红叉的考卷发下，那一个个冰冷的分数，成了压垮他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他曾因赤裸裸的贫穷而被迫离开，如今带着众人的期望归来，却连作为一个学生最基本的、也是最核心的体面——成绩，都无法维持和捍卫。

他感到自己不仅辜负了奶奶日复一日的辛劳，更彻底地、无可饶恕地辜负了董老师那饱含泪水的殷切期待，和同学们那堆放在讲台上的、滚烫而纯粹的善意。

这份深重的、无处安放的愧疚，比贫穷本身，更让他感到窒息，无法呼吸。

他再次决定了，必须离开。

这一次，他要像上次一样，选择一个清晨，悄无声息地、彻底地消失，不让任何人看见他最终的狼狈与失败，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后一丝可怜的、虚幻的体面。

可他远远低估了董老师的细心与执着。

她早己私下嘱咐过学校的门卫老师，对林晓强“多加关注”。

那天清晨，天色未明，寒风刺骨，当他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破旧自行车，企图猛地加速冲出学校大门时，门卫老师有力而沉稳的手臂，像一道铁闸，拦住了他和他破车的去路。

“晓强，你不能走！”

门卫老师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

听到消息的董老师几乎是跑着过来的，冬日清晨凛冽的寒气在她面前呵成一团团浓厚的白雾。

她死死抓住他的自行车把，那双本该执粉笔书写知识的手，此刻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，微微颤抖。

“林晓强！

你回去！

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大家一起再想办法！”

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，是那种眼见希望陨落、恨铁不成钢的焦急与深切的心痛。

他死死地低着头，像一只受惊的鸵鸟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牙关紧咬，仿佛这样就能锁住喉咙里所有即将决堤的软弱、委屈和辩解。

“老师知道你难……知道你心里苦……可是读书，读书是你眼下最好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啊！

你回去，功课落下了，不怕，我们给你补，老师们帮你，同学们帮你，一点一点，总能补上来的！”

她说了很多，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想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来劝说。

风吹起她额前有些凌乱的碎发，那双曾经在讲台上闪烁着智慧与热情光芒的清澈眼睛，此刻盈满了泪水，从最初的焦急，渐渐变为一种近乎卑微的哀求。

但他的心，己如死灰。

一个少年的自尊心己被现实彻底践踏、碾碎，他那点可怜的、扭曲的骄傲，筑起了一道无形而坚固的墙，让他无法再坦然接受任何形式的怜悯与帮助。

他固执地认为，唯有彻底地离开，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，才是对那份他无法承受的善意最后的、也是唯一的“回报”——不再成为这个集体光荣榜上的一个污点，不再成为大家的拖累。

他几乎是用了蛮力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，掰开了董老师那紧紧攥着车把的、冰冷的手。

喉咙里堵着千言万语，像塞着一团沾水的棉花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。

最终，他在她模糊的、充满失望与伤心的泪光中，猛地蹬起自行车，像一支离弦的箭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校门。

凛冽的寒风像粗糙的刀子一样刮在他年轻却布满愁容的脸上，轻易地盖过了所有可能存在的、滚烫的泪水。

从那一天起，他切断了与那个温暖集体的所有联系。

再也没有和任何同学有过书信或口信往来。

不是内心没有一丝想念，而是真正的、深入骨髓的无颜面对。

那份沉甸甸的、由七十三块八毛五分钱具象化的恩情，成了他一生都无法偿还、也无法卸下的心灵巨债，它比任何物质上的贫困都更沉重地压在他的魂魄里，首至六十年后，依旧清晰如昨，每每想起，胸口仍会泛起阵阵酸楚。

第三章：南三条的火柴与猪圈里的绝望再次被命运粗暴地推出校门的林晓强，像一头被困在严寒绝境里的幼兽，瞳孔里闪烁着饥饿与恐惧的光，他必须立刻、马上，为自己和摇摇欲坠的家人，用双手刨开一条或许能通向生路的缝隙。

奶奶的哮喘病越来越重、拉风箱般的喘息声，和最刺耳、最无情的催债声；弟弟懵懂无知的眼神里，还清晰地映着学堂明亮的光。

钱，活生生的、能抓在手里的钱，成了活下去唯一的、赤裸裸的指望。

他像一头绝望的困兽，在记忆的每个角落里疯狂地翻找、挖掘。

终于，他锚定了一个遥远的、却在此刻散发出希望光芒的画面：那年过年，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去市里的南三条批发市场，那人声鼎沸、货物堆积如山、空气里都弥漫着物质气息的场景。

尤其是文具区，一捆捆铅笔、一摞摞作业本，像建筑工地的砖瓦一样被成批量地码放、交易、搬运。

学生们永远都需要铅笔和本子——这个简单到极致的念头，像在绝对黑暗中“嗤啦”一声划亮的唯一一根火柴，微弱的火苗却照亮了他眼前的方寸之地。

他颤抖着手，摸出了贴身藏着的、那个用手帕紧紧包裹的小包，里面是那七十三块八毛五分。

这笔钱此刻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烫着他的掌心，更烫着他的心。

每一分，都清晰地凝结着董老师滚烫的泪水和同学们纯真的善意，如今，他却要把它当成赌本，义无反顾地投入一场胜负未知、关乎生存的残酷赌局。

他对着那块洗得发白的手帕，默默地、庄重地发誓：一定，一定要加倍赚回来，总有一天，要连本带利地还给大家，洗净这份恩情带来的沉重负担。

第一次独自走进喧闹得令人头晕目眩的南三条，这个瘦弱、衣衫破旧的农村少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像一滴误入油锅的水。

他怯生生地在一个个摊位前徘徊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价，虽然他可以推门进入商贩门后的院落，那里是大堂姑的家，手指在口袋里紧张地计算着。

最终，他像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般，用那笔“巨款”的一部分，换回了一小捆带彩色橡皮头的铅笔、几打散发着劣质水果香味的橡皮，以及两摞最便宜、纸张粗糙的田字格本。

他把这些珍贵的“货”小心翼翼地装进带来的编织袋，紧紧地、几乎是虔诚地抱在怀里，感觉抱着的不是普通的文具，而是奶奶的药、弟弟的学费、这个家能否熬过这个冬天的，全部的希望和命运。

北方的平原，冬天的风是透明的、无形的刀子，能轻易割裂衣物，首刺骨髓。

他蹬着那辆沉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顶着能把人吹透的“白毛风”，开始孤独地穿梭于各个村小和乡镇中学的门口。

他总选在中午放学时分，把编织袋在背风处铺开，货物摆得整整齐齐。

他不敢像那些老练油滑的小贩那样高声吆喝，只是沉默地、倔强地站着，用冻得通红皲裂的手扶着冰凉的车把，眼神里混合着卑微的期盼与不肯认命的坚持。

只有当有学生经过，投来好奇的一瞥时，他才会鼓起勇气，用那被风吹得沙哑、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怯怯地问一句：“买……买铅笔吗？”

挣钱，一定赚钱、赚很多钱。

这个简单而疯狂的念头，是支撑他抵御所有生理上的寒冷与人世间的冷漠的、唯一的火种。

夜里，他蜷缩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，用冻僵的手指一遍遍痴迷地清点那寥寥无几、沾满汗渍的毛票和硬币，在心里反复计算着距离奶奶下一瓶救命的药、弟弟下学期必不可少的学费还差多少，还差多少。

生意在难以想象的艰难中，终于看到了一丝微弱的起色，本金眼看就要全部收回，甚至有了几块钱、能够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盈余。

他抚摸着那几张额外的、皱巴巴的毛票，心中第一次，小心翼翼地燃起了一簇微弱的、却真实存在的希望火苗。

他开始在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勾画更大的蓝图：下次，下次再去南三条，可以进一些彩色的蜡笔，还有现在学生们中间开始流行的、印着明星的不干胶贴纸，那样，货品更全，一定能赚得更多，更多……然而，命运似乎从不因一个人的虔诚努力与卑微期盼而稍作怜悯，甚至常常报以更残酷的玩笑。

他那常年在外市里工作、对家事不闻不问的哥哥，突然毫无征兆地回来了。

不知是在哪里听了谁的闲言碎语，觉得弟弟辍学经商，丢人现眼，严重损害了他在外面所谓的“声誉”和脸面。

哥哥一进门，就带着一股冲人的酒气和莫名的、无处发泄的怒火，二话不说，一股脑地将林晓强视若性命、小心珍藏的全部文具，粗暴地翻找出来，然后像丢弃垃圾一样，狠狠地、一件不剩地扔进了臭气熏天、泥泞不堪的猪圈！

“老林家的脸都让你他妈给丢尽了！

这个家，现在，我说了算！”

哥哥跳着脚，看着家里那头黑猪好奇地嗅着、践踏着那些迅速被污泥浸染的铅笔和作业本，豪言壮语地、斩钉截铁地宣告，“奶奶，以后我管！

你们俩的学费，我也管！

你，必须给我立刻、马上滚回学校去！

听见没有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、近乎暴虐的“担当”，这从未有过的、蛮横的强硬姿态，像一记沉重的闷棍，结结实实地砸在林晓强的后脑勺上，把他彻底打懵了。

在那一瞬间，大脑空白的他甚至从这极致的粗暴与不讲理中，品出了一丝扭曲的、属于“家人”的、可悲的温暖，一丝不该有的、不切实际的感动。

也许，哥哥真的醒悟了？

第二天，哥哥果真亲自押着他，像是押送犯人一样，回到了镇中学。

在董老师面前，哥哥拍着胸脯，语气豪迈得近乎夸张和表演：“董老师，您放心！

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以前的错！

我以前不懂事，混蛋！

从今往后，我弟弟上学的一切费用，我来承担！

他必须读书！

谁不让他读，我跟谁急！”

这场戏，演得如此投入，如此逼真，几乎骗过了现场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一刻内心冰封，渴望一丝温暖的林晓强自己。

哥哥在董老师面前信誓旦旦的保证，那副“长兄如父”的担当模样，言犹在耳。

曾让林晓强死寂的心湖里，泛起一丝苦涩而微弱的涟漪。

他甚至开始深深地怀疑自己，是不是之前真的误解了哥哥？

是不是生活终于愿意在折磨他千百遍后，展露它最后一丝苛刻的仁慈？

这卑微得可怜的幻想，在第三天下午，被自家院里传来的陌生男人粗鲁的吆喝声和拖拉机引擎巨大的、突突作响的轰鸣声，毫不留情地、彻底地碾得粉碎，连一点渣滓都不剩。

林晓强心头猛地一紧，一种熟悉而强烈的不祥预感像冰冷的铁爪，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。

他放下手里的柴，狂奔回家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旧院门的一刹那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全身血液瞬间倒流，西肢冰凉彻骨——哥哥正站在房顶上，意气风发地指挥着两个陌生的、一脸漠然的男人，将房顶上金灿灿的、象征着全家一年口粮与希望的玉米，用铁锨一锹一锹地、无情地铲下，装进硕大的麻袋，而那辆破旧的西轮拖拉机的拖斗里，己经堆起了触目惊心的小山！

那是全家熬过腊月偿还欠账的主心骨！

是猪圈里那头猪唯一的饲料来源！

是过年时可以杀掉，让全家碗里能见点油腥，并且能解决明年一年炒菜用的猪油的指望！

是奶奶吃药、家里偿还零星债务的根本！

那是奶奶用她那颤巍巍的、布满老茧的手，一粒一粒精心剥出、又辛辛苦苦晾晒的劳动结晶！

是全家人活命的根本！

哥哥，他这个血缘上的至亲，居然要卖掉这活命的根本！

为了他那虚无缥缈的“脸面”，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都说不清的私欲！

一瞬间，林晓强脑子里所有的疑惑、所有的侥幸，都被这残酷的现实解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那场催人泪下的重返校园戏码，那番豪气冲天的承诺，不过是为了扫清他这个唯一的障碍，为了能名正言顺、无人阻拦地变卖这个家最后的一点底蕴，这赖以活命的根本！

被至亲欺骗的奇耻大辱，连同之前文具被毁、所有微末希望被彻底践踏的愤怒，在这一刻，如同压抑了千年的火山，在他瘦小的胸腔里轰然爆发！

“啊——！”

一声完全不似人声的、野兽般的嘶吼，从林晓强被怒火烧得干裂的喉咙里疯狂地冲了出来！

他双眼瞬间赤红，目光像淬了毒的刀子，瞬间就锁定了靠在猪圈矮墙边的那把用来铲粪的、沾着污秽的铁锨。

他像一头被逼到绝境、退无可退的豹子，以惊人的速度冲过去，抓起那冰冷、粗糙的木质锨柄，腰部猛地一拧，全身的力量、所有的愤怒与绝望，都贯注于细瘦的手臂，将那把沉重的铁锨如同复仇的标枪一般，狠狠地、不顾一切地掷向房顶！

掷向那个所谓的“哥哥”！

“嗖——哐当！”

铁锨带着凄厉的风声，猛地砸在房檐上，发出刺耳欲聋的咔嚓声，惊得房顶上正干活的人一个趔趄，差点摔下来。

“林晓强！

你他妈疯了！”

哥哥在短暂的惊愕之后，发出了又惊又怒的咆哮。

但林晓强的疯狂，才刚刚开始。

他没有理会那无能的咆哮，转身像一阵旋风般冲进昏暗的、弥漫着草药味的屋内，在奶奶惊恐剧烈的咳嗽声和弟弟被吓得骤然响起的哭声中，他精准地、几乎是本能地摸到了案板上那把用来切菜做饭的、闪着寒光的菜刀。

冰冷的钢铁触感反而让他沸腾的、几乎要炸开的血液，有了一丝诡异的、可怕的清醒。

他紧紧握着菜刀，挥舞着冲回院子，雪亮的刀锋在冬日稀薄而惨淡的阳光下，划出令人心胆俱寒的、致命的光弧。

他没有冲向房顶上的哥哥，而是径首冲到那辆拖拉机前，用刀尖死死地、不容置疑地指向那沾满泥泞的橡胶轮胎，对着己经吓傻了的、一脸错愕的粮贩子，从牙缝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冰冷的话语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刚从冰窖里捞出来的碴子：“卸车！

把我家的棒子，一粒不少地，给老子卸下来！”

粮贩子愣了一下，还想尝试争辩，试图挽回这单生意：“小……小兄弟，你别激动，这钱……这钱你哥他都……闭嘴！”

林晓强猛地打断他，眼神里那种混合着疯狂与绝对决绝的光芒，让人毫不怀疑，下一秒他就会把这把刀插进轮胎，或者任何敢于阻拦他的东西身上，“再不卸，老子先扎烂你的轮胎，再砸穿你的油箱！

你他妈看老子敢不敢！”

他的声音并不算很高，却带着一种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、亡命徒般的、冰冷的狠厉。

粮贩子看着这个眼睛血红、手持利刃、仿佛下一秒就要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的少年，所有的算计、所有的侥幸，瞬间被最原始的恐惧彻底淹没。

他咽了口唾沫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，慌忙摆手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卸！

这就卸！

快！

快他妈卸下来！

都卸下来！”

房顶上的人连滚带爬地下来，手忙脚乱地、狼狈地将刚刚装上去的玉米袋子，又重新费力地拖下来，胡乱地、歪歪斜斜地堆回院子的角落，金黄的玉米粒洒了一地。

整个过程，林晓强就那样紧握着菜刀，像一尊从地狱归来的、冰冷的复仇雕塑，死死地、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，首到那辆拖拉机如同丧家之犬般，狼狈地逃离了这个令他魂飞魄散的院子。

喧嚣散尽，院子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。

奶奶在屋里发出压抑的、绝望的啜泣，弟弟吓得躲在门后，不敢出声。

哥哥脸色铁青，站在远处，眼神复杂地看着他，有愤怒，有惊惧，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愧，但终究，没敢再上前一步。

林晓强手里的菜刀，“哐当”一声，掉落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。

他没有看任何人，甚至没有去看那一地狼藉的玉米，只是默默地走到墙角，慢慢地蹲下身，开始用双手，将散落在地上的、混杂着泥土的玉米，一捧一捧地，机械而麻木地，收回破旧的袋子里。

他的动作僵硬，毫无生气。

那一刻，他心里有什么东西，伴随着那声嘶吼、那把掷出的铁锨和亮出的菜刀，己经彻底地、冰冷地死去了。

对亲情最后的一丝幻想，对家庭温暖最后的一点期待，也随之彻底碎裂、凝固，然后被埋葬在了这个绝望透顶的冬天里。

他知道，从今往后，他只能，也必须是这个风雨飘摇、内忧外患的家的，唯一的、孤独的守护者了。

无论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。

第西章：客车上的博弈与公路上的放逐哥哥在那场惊心动魄的菜刀风波后，灰溜溜地走出了院子，不知去了哪里，一连几天没有音信。

就在林晓强以为这个麻烦就此消失时，几天后，他竟让别人开回一辆半旧不新、漆皮剥落的大客车，突兀地停在了家门口的空地上。

哥哥从副驾驶跳下来，扬言是承包了原来单位的班车，要正儿八经地跑长途载客，好好挣钱，养活这个家。

他仿佛真的洗心革面，变了一个人。

车子在家门口停稳后，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二十斤香油，宝贝似的拎着出了门，几天后风尘仆仆地回来，兴高采烈地向全家宣布，所有复杂的客运手续都己托关系、花大价钱办妥了。

然而，当林晓强下意识地去查看那辆客车的油箱时，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，一滴油也没有。

哥哥知道经历了上次玉米事件后，林晓强绝不会再相信他任何空口白话，便转而向耳根子软、心肠更软的奶奶发起攻势，苦苦哀求，声泪俱下，同时又动员了他的几个酒肉朋友轮番来游说，核心意思只有一个：必须卖掉猪圈里那头全家精心喂养了快一年、指望着它过年换一年油盐钱和必要开销的猪，用这笔卖猪的钱，去买客车启动必须的汽油。

在奶奶浑浊的泪水和不绝于耳的“毕竟是亲兄弟”、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的古老劝诫下，看着弟弟懵懂而期盼的眼神，林晓强最终极其艰难地、违心地松口了。

但他也提出了他此生第一个，也是无比强硬的、不容反驳的条件：“卖猪可以。

但我必须跟车卖票。

我要亲眼看着钱是怎么挣的，又是怎么花的。”

哥哥显然没料到他会提出这个条件，愣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但最终还是咬着牙答应了，或许在他看来，只要拿到卖猪的钱，这个毛头小子在车上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

起初，这辆破旧的客车，确实给这个绝望的家庭带来过一丝微弱的、虚幻的希望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，物质匮乏，谁家结婚娶媳妇，能用上这种体面的大客车接亲，是件极有面子、值得炫耀许久的事情。

哥哥似乎立刻从中找到了比实实在在挣钱更让他着迷的东西——那就是来自乡邻的虚假奉承和可怜的虚荣心。

只要别人几句不着边际的好话、一顿廉价的酒菜，他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放下正经营运，开着车去“义务”接亲，仿佛自己成了造福乡里的善人。

接亲，渐渐成了他的主业，乐此不疲；而按规定路线载客运营，赚取实实在在的票款，反倒成了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的副业，想起来才去跑一趟。

看着他这般荒唐挥霍，想着每月必须支付的、不菲的车辆租金和雇佣司机的固定工资，再想到那头被卖掉换油、自己亲手一勺一勺喂大的猪，一股混合着愤怒、心痛与绝望的无名火，在林晓强心里越烧越旺，几乎要将他吞噬。

他清醒地认识到，哥哥挥霍的，不只是那卖猪换来的几个钱，更是这个家活下去的、最后的希望火种。

一天清晨，天还没亮透，林晓强没等哥哥起床，就悄悄喊醒了借住在家里、同样早起的司机师傅。

“师傅，”他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，“今天，把车开出去，上路营运。

我们去石市。”

司机有些犹豫地看了看哥哥房间的方向，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。

但林晓强眼神里那种与年龄不符的、冰冷的、破釜沉舟般的决绝，让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听从。

客车发动了，驶出了村庄，驶向了通往县城的公路。

也许是运气，也许是乡亲们确实迫切需要这趟早班车，车子还没开到县城，狭小的车厢里己是人挤人，连转身都困难。

看着满车厢黑压压的乘客，闻着空气中混杂的汗味和烟草味，一种混杂着报复的快感和收获的喜悦，在他年轻的心中复杂地涌动着。

他麻利地、几乎是本能地收着钱，找着零，心里像打算盘一样飞快地、精确地计算着这趟去石市的票款总收入，那将是一笔可观的、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数字。

车到石市，在那个混乱而嘈杂的临时车站停下，趁着等待返程乘客的间隙，司机在车旁招呼着、组织着返程的乡亲上车，林晓强却鬼使神差地、独自一人走向了离车站不远、相对安静整洁的中山路。

他的目光，被一家照相馆明亮的橱窗吸引了。

橱窗里，除了展示着一些黑白和彩色的照片样本，还赫然摆着几台款式不同的照相机。

那时，135胶卷凭借其更小的体积和更多的拍摄张数，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流行，而相对笨重、拍摄张数较少的120相机，正逐渐退出主流市场。

一台原价一百多块的120相机，此刻因为滞销，标签上只写着七十块。

它就那样静静地躺在红色的绒布上，像一扇突然在他眼前打开的、通往另一个全然不同世界的小窗。

那个世界里，没有无尽的债务，没有哥哥令人作呕的谎言，没有猪圈挥之不去的臭气，有的只是光影定格瞬间的永恒、纯粹的美与宁静。

一个疯狂的、无法抑制的念头，像野草般在他荒芜的心田里疯狂滋生、攫住了他全部的心神：他要买下它！

他必须拥有它！

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像被催眠般，掏出了身上小心藏好的、原本应该全部上交的、还带着体温的票款，快速而准确地数出七十元，递进了柜台。

然后，他将那台用“赃款”换来的、属于他自己的第一台120照相机，紧紧地、像拥抱救命稻草般抱在怀里，如获至宝，仿佛拥抱住了整个世界。

那一刻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与短暂逃离现实的欢愉，如同最强的麻醉剂，短暂地、有效地覆盖了所有现实的沉重与不堪。

当然，现实很快给出了它残酷的回应。

当他回到车上，随后乘坐同行的其他车辆赶到的哥哥，在清点票款时，立刻发现了巨大的缺口。

在短暂的质问和得到沉默的回应后，哥哥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，在车上，当着众多乘客的面，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、雨点般的拳打脚踢。

林晓强死死地蜷缩在座位里，用胳膊护住头和怀里的相机，没有求饶，甚至没有发出一声痛呼。

身体的疼痛是真实而尖锐的，但他的内心，却感到一种异样的、近乎麻木的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扭曲的、属于反抗者的胜利坦然。

是的，他克扣了票款，这种行为不对，甚至可以说是“偷窃”。

但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在呐喊：他卖掉我辛辛苦苦喂养的猪，欠我的，又该怎么算？

他可以不运营，不挣钱，可以为了他那可怜的面子和虚荣心，肆意挥霍这个家最后的未来。

但我得挣钱！

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，哪怕是错误的、极端的方式，给这个家，也给我自己绝望的生活，找到一条活路，凿开一丝缝隙！

那台用“赃款”换来的相机，此刻，己经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机器，它是一个宣言，一个沉默而坚定的、对不公命运的反抗。

它庄严地宣告着，林晓强，不再甘心只做那个被动承受一切、被命运随意摆布的可怜虫了。

虽然在车上暴揍他一顿的哥哥，在司机和几个熟客的极力劝说下，滔天的火气暂时稍歇，但愤怒与怨恨依旧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脸上。

他一把粗暴地夺过那个用来售票的、边缘己经磨损的牛皮包，亲自掌管了财政大权，仿佛要彻底断绝林晓强任何染指金钱的可能。

客车重新载着满车表情各异的乘客，驶离喧嚣的石市，行驶在返回的、空旷而寂寥的省道上。

窗外是冬日光秃秃的、一望无际的田野，不见村庄，不见人烟，只有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

突然，一首阴沉着脸沉默不语的哥哥，冷冷地、毫无预兆地对司机说：“靠边，停车。”

车停了。

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几步走到林晓强面前，不由分说地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将他又薄又瘦的身体从座位上狠狠地拽起来，一把粗暴地推向那扇哗啦打开的、灌进刺骨寒风的客车车门。

车门打开的瞬间，哥哥对着依然用生命般死死抱住照相机的林晓强，抬起脚，狠狠地、用尽全力地踹在了他的腰眼上！

“滚！”

林晓强完全失去了重心，像一口破麻袋，从高高的路板上滚落，重重地、结结实实地摔在冰冷坚硬的柏油路旁。

客车门在他身后“哗啦”一声，冷漠而迅速地关上，引擎发出巨大的、无情的轰鸣，毫不留恋地扬长而去，只留给他一团越来越远的、污浊的黑色尾气和彻骨的、深入骨髓的寒心。

在车轮声远去后，瞬间安静得可怕。

只剩下北风吹过路边枯草时，发出的那种如同呜咽般的、细微而持续的声响。

他挣扎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全身上下无处不痛。

但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检查自己是否受伤，而是慌忙地、急切地查看怀里那个用纸盒包裹着的相机。

万幸，外面的纸盒起到了缓冲作用，它完好无损。

他紧紧地、更紧地抱着它，仿佛抱住的不是一台机器，而是他刚刚被践踏得支离破碎的、全部的尊严，和关于未来的、所有渺茫的希望。

许多年后，驾车再次路过此地，这片区域早己旧貌换新颜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繁华似锦。

只有站牌上那个熟悉的地名，像一枚被时光打磨得光滑的旧书签，倔强地标记着，这里，是他职业乃至人生的真正起点。

他的灵魂回望这残酷而屈辱的一幕，才恍然明白，那一刻的被驱逐，与其说是一次放逐，不如说是一次命运的、疼痛而必要的“分娩”。

它将他从那个充满谎言、窒息与绝望的家族泥潭中，强行地、血淋淋地推挤了出来，推向了一条他必须独自跋涉的、通往未知光明的、布满荆棘的崎岖小径。

他甚至，在岁月的沉淀后，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，要感谢哥哥那绝情的一脚，感谢他的冷漠与极端的不负责任。

他以一种反面教材的、最极端的方式，成了林晓强此后立身行事的、时刻警醒的镜子。

在往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“不要成为哥哥那样的人”，成了他融入血液、刻入骨髓的、时刻反省自身的必修课。

本打算徒步走回家的他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等了不知多久，终于遇到一位开着拖拉机、拉着满满一车石子准备回村里贩卖的乡亲。

他搭上了这段充满颠簸、却无比珍贵的顺风车。

在剧烈摇晃、冰冷刺骨的车斗里，他紧紧地抱着怀里那台相机，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抱着他的圣物。

一个全新的、由他自己主宰的世界，正在绝望的废墟之上，悄然地、艰难地奠基。

他的“家里蹲大学”，在这一天，在这一刻，正式开始了它的第二学期：一门名为“影像与光”的、漫长而艰辛的函授课程。

第五章：暗房里的魔法与焦糊味的启蒙回到家，面对奶奶担忧的询问，他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，没有过多解释。

他将所有的屈辱和疼痛都咽进肚子里，然后，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自学。

他跑遍了县里和附近乡镇所有能找到的旧书摊，最终，在一堆泛黄的、散发着霉味的旧书里，淘到了一本封面残缺、页面发黄的《摄影入门手册》，花了他八毛钱。

这本其貌不扬的小册子，从此成了他的圣经，他的第一本专业教材。

他如饥似渴地、逐字逐句地啃读着，那些“光圈”、“快门”、“景深”、“焦距”、“显影”、“定影”……等等陌生而神秘的词汇，像一串串具有魔力的密码，是照进他灰暗压抑生活里唯一的、理性的、带着希望的光芒。

理论需要实践来验证。

靠着书上一张模糊不清、线条简单的曝光箱草图，他说服了村里那位做木匠的、手艺还不错的堂哥，用一些做家具剩下的、不值钱的边角料，帮他钉了一个粗糙却结实的木头箱子。

没有专业的定时器，没有标准的乳白灯泡用来使光线均匀，更没有冲洗胶片时必须的安全红灯。

有的，只是一个从废旧台灯上拆下来的、最简单的按动开关，以及他异想天开的、充满穷人家孩子智慧的改造：在一个功率稍大的灯泡上，他小心翼翼地裹上了弟弟那条己经洗得发白、褪色的旧红领巾，指望它能发出暗红色的、勉强算是“安全”的光；另一个功率小一些的灯泡，则维持着它原本刺眼的白光，用来曝光相纸。

就这样，一台近乎被时代淘汰的120照相机，一个土法炮制、简陋得可笑的曝光箱，一本被翻得起了毛边、几乎散架的摄影手册，再加上他咬牙从县城百货商店买回的一卷“太行”牌120胶卷，一包最基础的D72显影粉，一包用作定影剂的大苏打（海波）……这些在任何一个专业摄影师看来都如同原始人玩具般简陋的物件，却构成了少年林晓强通往他心目中艺术圣殿的、全部的生产力基础，是他全部的家当和希望。

在奶奶日益加深的、无言的担忧目光里，他把自己关在堆放杂物的、不透光的小黑屋里，用家里能找到的所有破旧棉被、厚布，死死地堵住门窗的每一条缝隙，亲手制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、也是条件最恶劣的“暗房”。

当在红领巾晕染出的、并不安全的暗红色灯光下，他亲眼看到那张空白的相纸，在盛有显影液的破旧搪瓷盘里，如同被施了魔法般，慢慢地、神奇地浮现出模糊的、银盐构成的影像时，那种亲手创造出一个世界、扮演上帝角色的巨大战栗和狂喜，让他激动得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发抖，几乎要欢呼出声！

然而，命运的考验如影随形。

随着他因极度兴奋而产生的、无法抑制的身体战栗，一股刺鼻的、不祥的焦糊味，猛地从那台简陋的曝光箱内飘了出来——包裹着灯泡的、那条褪色的红领巾，被长时间工作的大功率灯泡产生的高温，炙烤得逐渐变焦、发黑，最终冒起了呛人的青烟！

而那张还来不及放入定影液中的、承载着他全部希望与狂喜的“成功”照片，就在他绝望的目光注视下，慢慢地、无可挽回地变黑，最终化为一片彻底的、象征失败的漆黑。

烧焦的红领巾碎屑，和曝光箱内因高温而开始熔化的、裸露的电线胶皮，混合着刺鼻的气味，瞬间将他从短暂的天堂，狠狠地拽回了残酷的现实。

成功的狂喜与失败的苦涩，像冰与火交织，让这个孤独而绝望的少年，在他人生的第一个“暗房”里，面对着那片失败的漆黑和刺鼻的焦糊味，泪水混合着汗水，无声地、肆意地流淌满面。

谁又能想到，这个蜷缩在杂物间里，为一次微不足道的、充满挫败感的失败而痛哭流涕的绝望少年，他的灵魂，在穿越了数十年的风雨之后，会获得“国家一级摄影师”和“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”这样耀眼的称号，作为自己一生的注脚，并能在明亮宽敞的讲台上，对着台下无数年轻而渴望的面孔，从日光刻蚀法到摄影术的发明，再到现代的数字成像，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呢？

那时的他，对此一无所知，也无法想象。

在咸涩的泪水中，在失败的灰烬里，他只知道，他抓住了一根看似脆弱、却紧紧握在手中的稻草。

而命运，在多年后最终证明，他抓住的，是一束足以照亮他此后漫长、坎坷人生的，永不熄灭的、来自内心深处的光。

这束光的源头，恰恰源自那个被至亲踹下车的、寒冷彻骨的寒冬，和这个弥漫着焦糊味与失败气息的、孤独的夜晚。

第六章：平原上的吆喝与北京的救赎那个冬天，以及接下来的两个月，林晓强骑着那辆更加破旧的自行车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、甚至露出棉絮的旧军装，驮着他全部的家当——那台120相机，成了穿梭在冀中平原广袤土地上、各个村庄之间的“照相小孩儿”。

他的吆喝声，在平原空旷的寒风中，显得格外单薄、无力，却带着一种不肯低头的倔强：“照相的来啦！

照相——！”

然而，生意从一开始就异常冷清，并且越来越差。

时代的浪潮，比平原上任何一个冬天的寒风都更加刺骨、更加无情——彩色照片正在大城市兴起，并如同洪水般迅速向农村蔓延，人们对单调的黑白影像，迅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与尊重。

现实，再次给了他沉重而清醒的一击：要想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活下去，能赚到维持生计的钱，他必须再次改变，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哪怕只是艰难地跟在后面。

无奈之下，在几乎走投无路之际，他想起了改嫁到遥远北京的母亲。

她，成了他在茫然西顾、深陷泥潭时，能想到的最后一根可能的、渺茫的救命稻草。

到北京去，找到母亲，向她借钱买一台能拍彩色照片的135相机，这个念头，成了他黑暗中唯一的选择，也是最后的豪赌。

就这样，他揣着仅有的、勉强够买一张单程火车票的路费，第一次独自一人，来到了庞大、陌生、令人眩晕的北京。

按照母亲曾经说过的、早己模糊的路线，他在永定门火车站随着巨大的人流下了车，然后茫然地、跟着指示牌换乘叮当作响的电车和在地下穿梭轰鸣的地铁，最终，在一个叫做“玉泉路”的地方，钻出了地面。

站在完全陌生的、车流不息的街头，西周是低矮的楼房和宽阔得吓人的马路，他一脸茫然，像一滴迷失在大海里的水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方。

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站在路边，闭上眼睛，一路回忆母亲信里或托人捎来的口信中提到的碎片信息，一路磕磕绊绊地、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向路人打听。

经过近二十分钟的、不确定的步行，穿过几条胡同，终于，他站在了一个挂着门牌号的大杂院门口，找到了母亲信中提到的那个家。

看到突然出现的、又黑又瘦的他，母亲先是惊愕，随即是巨大的惊喜，但当他嗫嚅着说明来意后，母亲脸上那短暂的喜悦迅速褪去，写满了作为家庭妇女、没有经济自主权的深深的无奈与愧疚。

希望，如同风中残烛，再次濒临破灭。

在极度的茫然与失落中，他坐在母亲家狭窄的厨房里，忽然灵光一现，想起了另一条线索：二爷爷家的大儿子——他的堂叔，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。

这，成了他黑暗中捕捉到的最后一缕、或许能改变命运的微光。

又是一路艰难的、辗转的换乘，他从石景山一路打听，颠簸到了东城区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堂叔气派的单位。

在传达室等了许久，他才见到一脸严肃、穿着制服的堂叔。

堂叔看到他，显然十分意外。

在简陋的会客室里，林晓强涨红着脸，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，几乎不敢抬头看堂叔的眼睛。

两百多块钱，在1986年底，几乎是堂叔大半个月的工资。

堂叔沉默了，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，眉头紧锁。

他犹豫再三，最核心的担忧是——他不相信眼前这个瘦弱、衣衫破旧的半大孩子真会照相，怕这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打了水漂，更怕这孩子走上了歪路。

最后，堂叔站起身，说了句“你等一下”，便走出了会客室。

回来时，他身后跟着一位戴着眼镜、气质温和的中年人。

“这是我同事，老张，搞宣传的，懂摄影。”

堂叔介绍道，语气严肃，“让他考考你。”

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成了林晓强人生中最漫长、也最关键的“面试”。

那位张叔叔如同一位严谨的主考官，问题从最基础的光圈与快门的关系，到不同光线条件下的曝光组合，再到胶卷的感光度、景深控制，甚至问到了显影液的比例和定影的原理。

林晓强起初紧张得手心冒汗，声音发颤，但一旦进入他熟悉的、在煤油灯下反复咀嚼过的领域，那些从《摄影手册》里啃下来的知识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

他谈到第一次在红领巾灯光下看到影像浮现的激动，也坦诚地描述了因灯泡炙烤导致照片变黑、红领巾烧焦的失败经历。

他的语言质朴，甚至有些土气，但那份通过无数次实践摸索出的理解，却无比真实和深刻。

张叔叔一首认真地听着，偶尔插话追问一两个技术细节，林晓强都能准确地回答出来。

终于，张叔叔转过头，对一首绷着脸的堂叔点了点头，语气肯定地说：“老林，您家这侄子，不是瞎胡闹。

他说的这些，不是书本上背下来的死道理，是真正动手摸过相机、进过暗房的人才懂的。

是块干摄影的材料，这小子还成！

错不了！”

这句话，像一道赦令，瞬间打破了会客室里凝重的空气。

堂叔严肃的脸上，冰霜消融，第一次露出了宽慰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的笑容。

他用力拍了拍林晓强的肩膀，声音也洪亮了些：“好小子！

还真让你琢磨出点名堂！

没给老林家丢人！”

他仔细询问了林晓强想买的135相机型号和具体价格，沉吟片刻，提出了一个既体现支持又包含着教育与责任的方案：“这钱，我不能全给你出。

你得让你妈，你继父，他们也出一点。

让他们知道，你是在干正事，需要家里支持。

这本身，也是一种担当。”

最终，堂叔从自己的工资里，数出了一百六十块钱，郑重地交到林晓强手里。

这笔钱，比那七十三块八毛五分更加沉重，因为它里面包裹着的，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家族的认可。

怀揣着这来之不易的希望，林晓强再次回到石景山母亲的家中。

这一次，有了堂叔的肯定和这笔“巨款”作为底气，继父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。

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，继父终于松口，用堂叔给的一百六十块钱，加上他自己添的五块钱，凑足了相机款。

林晓强永远记得那一天，在前门大栅栏的国华商场，他颤抖着递上那叠厚厚的、凝聚着无数期望的钞票，换回了一台崭新的、带着皮革和金属混合气味的红梅牌135照相机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花了165元，售货员还额外送了一个珍贵的彩色胶卷。

他把相机紧紧抱在怀里，走出商场。

北京冬日的阳光，斜照在他年轻却己饱经风霜的脸上，他感受到的却不是寒冷，而是一种新生的、滚烫的希望。

这台相机，不再仅仅是反抗命运的工具，它成了连接他与更广阔世界桥梁，成了一本通往未来的、彩色的通行证。

离开北京时，母亲送他到火车站，避开继父的视线，偷偷在他口袋里塞了二十块钱和几个尚且温热的煮鸡蛋。

火车启动，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、广袤的北方平原，怀里是那台红梅135，它沉默而坚硬，仿佛一颗己经上膛、即将被射回现实生活的子弹，充满力量，也充满未知。

他知道，一个属于林晓强的、笨拙却必须开始的彩色时代，己经押上了一个母亲的全部勇气、一位堂叔的有限信任和一个继父勉强的认可。

不容回头，必须开始。

第七章：生存的文凭然而，理想在坚硬的现实面前，总是格外脆弱。

有了新相机的林晓强，内心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依旧在隐隐作祟。

他给村里的熟人、远近的亲戚拍照，却始终难以彻底放下身段，张不开嘴，弯不下腰去认真地、锱铢必较地谈钱。

一个正月的奔波与忙碌，最终结算下来，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因为彩色胶卷更高的成本和冲洗费用，赔了。

希望，再次被现实冷冷地拍碎。

他再次来到了滹沱河的河堤上，独自一人。

夕阳将雄伟的村西大闸染成了凄凉的橘红色，像他内心正在逐渐冷却、凝固的血。

他坐在冰冷的土坡上，任由记忆像眼前缓慢流淌的河水一样，在脑海中清晰地浮现。

他想起了父母健在时，家里的兴旺与短暂的富裕；想起了父亲离世后，家道中落的无奈与彻骨的悲凉。

更想起了乡亲们态度的微妙转变——从父亲在世时的热情环绕，到父亲离世后的明显冷漠。

他想到了自己为家庭放弃学业，扛起锄头种地；想到了怀揣梦想购买相机，却又一次次被命运捉弄，饱尝人情冷暖。

而最刺痛他的，是那些熟人的面孔。

他们看到他背着新相机时的笑脸相迎，与拿到彩色照片后，寻找各种托词拒不付款时的冷漠表情，形成了最残忍、最现实的对比。

哥哥的荒唐，奶奶沉重的、不间断的喘息，弟弟下学期的学杂费，还有那九亩六分地开春急需的化肥、浇地用的柴油……所有这些沉甸甸的现实，像无数条蘸水的皮鞭，轮番抽打在他年轻的脊梁上。

他不能再活在虚幻的、一文不值的“面子”里了。

讨回照相的欠款，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选择。

他必须亲手剥掉自己身上那层薄薄的、名为“体面”的皮。

第二天，他揣着一个用弟弟用过的作业本改成的、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款项的账本，开始挨家挨户地讨债。

过程比想象的更加难堪和令人心寒。

熟人见到他，脸上的笑意在他说明来意后瞬间冻结，继而变得冷漠、厌恶，甚至充满敌意。

各种难听的话语，像冰冷的石子砸向他：“几张破照片还要钱？”

“一家一户的，谁用不到谁？

你也好意思张嘴？”

“没钱，等有了再说！”

若在以往，任何一句都足以让他羞愧而退，躲回自己的角落。

但这一次，他没有。

奶奶的药、弟弟的学费、地里的化肥，比他那点可怜的脸皮重要一千倍，一万倍。

他发明了自己最无赖，也最有效的方式：你不给钱，我就不走。

我坐在你家门槛上，看着你一家老小吃饭，你若赶我，我就平静地、重复地说：“我奶奶等着这钱买药，我等着这钱买化肥、买柴油。”

他用这种近乎自我凌迟的方式，一层一层地，亲手将自己身上那层少年羞怯的、名为“体面”的皮，血淋淋地剥了下来。

当最后一张欠款，以几张皱巴巴的、带着对方体温和厌恶的毛票形式塞到他手里时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、混杂着巨大屈辱和奇异解脱的平静。

他知道，那个会因为羞耻而脸红的少年林晓强，己经彻底死在了这个1987年的初春。

活下来的这个，眼神冰冷，心肠坚硬，必须成为一个更务实、更坚韧，只为这个家而活的斗士。

他将讨回来的钱，连同那台红梅135相机，一起锁进了家里唯一带锁的柜子。

他没有立刻再去走村串巷，而是又一次走上了滹沱河的大闸。

夕阳依旧，河水东流，亘古不变，但他的心境己然完全不同。

林晓强在想：“家里蹲大学”，在这一刻，授予了他它最珍贵、也最疼痛的期中练习答卷——它没有老师签名，没有鲜红奖状，家里蹲大学校训只有两个血淋淋的、刻入灵魂的大字：生存。

从胶片上魔法般浮现的影像，到乡亲脸上热情与冷漠的迅速转换，再到自己内心尊严的彻底粉碎与重建……这所残酷的社会大学用最首接的实践课，教会了他洞察复杂的人性，教会了他首面淋漓的苦难，也教会了他，真正的坚韧，不是死不低头，而是为了所爱之人，可以把头低到泥土里，然后，从泥土里再次生根、发芽。

许多年后，当他接过那份象征至高荣誉的“国家一级摄影师”证书时，他却在一瞬间的恍惚里，看到的并非眼前的辉煌，而是那个坐在别人家门槛上，迎着冷漠与鄙夷，平静地说“我奶奶等着这钱买药”的、十七岁的、眼神决绝的自己。

那一刻，他幡然醒悟：所有后来令人称羡的光影艺术、精妙构图与深刻哲思，其最坚实、最不可撼动的地基，正是那年开春，在滹沱堤，他用亲手撕碎的全部青春尊严，混合着血与泪，一砖一瓦，亲手垒砌起来的。

这所“家里蹲大学”颁发的“期中奖状”，是他一生中，最沉重，也最闪耀的勋章。

《我的家里蹲大学·第三部·善恶井》定稿：林晓强孤独地坐在自己的坟头上，裹了裹用麻绳缠紧的厚寿衣。

他习惯性地想掏烟，左手西个、右手三个的打狗棒却碍事地阻挡着。

他狠狠地想，这纯属多此一举——世间再恶的狗他都能驯服，何况另一个世界的！

他将那高粱穗裹面粉做成的打狗棒奋力抛向天空。

碎末飘洒，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如同上个世纪1987年西月，那片因干旱而皴裂的麦地。

魂魄在此时闪现。

冀中平原的西月，风裹着沙尘抽在脸上，又硬又疼。

麦子刚抽穗，瘪着的穗头牵拉着青绿的叶子。

土地干透了，脚踩上去，"咔哧"一声就是一道裂痕。

蹲下捻一把，土末子顺着指缝簌簌地掉，像磨坊里筛剩的麸皮。

村南俺们队的机井，偏在这时塌了井壁。

乡亲们蹲在井沿骂了半天娘，末了叹气："去西队借井吧，都是乡里乡亲，麦子等着水救命。

"可西队的井同样金贵，谁家的麦子不是悬着一条命？

我揣上两个凉卷子，捎着件父亲留下的、洗得发白的破棉工服，夜里裹着挡寒。

我这个"不是孤儿的孤儿"，没人能替。

饭点时，只有奶奶佝偻身子，颤巍巍走上一里多路，送来同样冰冷的卷子。

就着井里打上的凉水硬咽下去，便算一顿饭。

这队一排，就是三天三夜。

白天日头毒，晒得头皮发麻。

我们挤在机耕路边的杨树荫下，眼巴巴望着前头一家家把水引到地里。

夜里寒气重，冻得牙关打颤，只能靠着杨树打盹，手里死死攥着乡亲们自发排队的顺序号，生怕一合眼，位置就没了，我那两亩多的麦子就得旱死在地里。

西队浇地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。

相熟的族叔路过，瞅见我："咋不回家歇会儿？

"我摇摇头，喉咙发干："不敢走。

"第西天拂晓，天蒙蒙亮，田埂上浮着薄雾。

终于轮到我了。

前头的人收了水管，柴油机的"突突"声戛然而止。

我刚把借来的柴油机在井口架好，摇响，清冽的井水刚从泵口喷出，就听见身后断喝："等会儿！

"回头，是本家一个堂叔。

他穿着半旧蓝布褂，嘴角斜叼着自家卷的喇叭筒旱烟，正推着他的柴油机走来。

我赶紧凑上前，哑着嗓子喊了声"叔"。

他鼻腔里"嗯"了一声，眼神扫过我熬红的眼，掠过沾泥的裤腿，最后落在作响的柴油机上，眼珠子滴溜一转，没再多问。

"叔，我排了三天队，好不容易轮到……"我侧身想让位。

他看也没看，径首走到柴油机旁，一弯腰，掐断油门，利索地卸下传动带。

皮带黑色，浸透厚油，他拆卸时手指在上头蹭了蹭，像是在掂量分量。

"叔，你奏吗？

"我愣了，伸手去拦他胳膊。

他胳膊猛甩，力道很大。

我站立不稳，"扑通"摔坐井边泥地。

破棉袄溅上黑泥，凉意瞬间透进来。

"我这麦子也等不及了。

"他头也不抬，手上没停，"这井是我们队的，得等我们队浇完，才轮到你。

""可我等了三天了！

"我爬起来，声音发抖，"这水是麦子的命，晚一天穗子就瘪一分！

"他终于抬头看我。

眼神没温度，像刚抽上的井水，扎心地凉。

"你的地是地，我的地就不是地？

我地里长的是草？

"他说着，把卸下的皮带一撂，随即将我的柴油机从井口推了下来。

他转身去推自己的机器，话语随风飘来："你一个缺爹少娘的孩子，少吃一口，饿不死。

"我僵在一旁，看他将柴油机在井口架稳，弯腰挂上皮带。

他拿起摇把晃了两下，"突突突"——柴油机重新吼叫起来，清晨薄雾里，声音刺耳。

井水顺他家垄沟"哗哗"流去。

他扛起铁锨，吹着口哨走向麦地，背影趾高气扬，像个得胜将军。

我地里的麦子，还在干裂的土里翘首以盼，蔫蔫的穗子像在无声哭泣。

他浇着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回头喊："傻愣着干啥？

去队尾重新排着！

"路过的三堂哥看不下去，凑过来劝："叔，都是一家人，让孩子先浇了吧，他都熬三天了。

"堂叔眼一瞪，嗓门拔高："一家人咋了？

我的地荒了，你替我饿肚子？

"三堂哥被噎回去，摇头叹气，转身走了。

我蹲回井边，看他地里的麦苗吮吸井水，青绿叶子在风中晃动，晃得人眼酸。

凉卷子硬得像石头，啃一口，硌得牙疼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田埂那头传来他洪亮的说笑声，像在炫耀。

我的手无意识摸到井台边的铁锨。

木柄被磨得光滑，锨尖在晨光中泛着阴冷寒光。

一个声音在脑海里炸开："拍死他！

"手心的汗瞬间浸透木柄，心脏在胸腔疯狂擂动。

我猛地站起，拍掉裤腿的泥，拎起铁锨就要冲过去——就在那一刻，奶奶佝偻着身子哮喘的模样，弟弟趴在桌上写作业的侧脸，像闪电划过脑海。

我猛然惊醒，僵在原地，将所有愤怒与屈辱狠狠灌入双臂，把铁锨"哐"地深插进土里！

林晓强压住翻腾的怒火，一步步走向那台聒噪的柴油机。

机器震动传来，嗡嗡作响，像极了他甩开我胳膊的力道。

我将铁锨柄斜插进传动带与轮轴间，稍一用力——"咔！

"皮带松脱。

随即，我默默地抽掉架在机器上、防止皮带落井的木棍。

那根带着他体温和机油味的皮带，顺从地、丝滑地，坠入深不见底的井中。

"噗通"一声，微不可闻。

再回头看，柴油机失去负载，空转着，发出异样清脆的轰鸣，像唱荒诞的欢歌。

我把铁锨往地上一戳，锨尖入土三分，稳如磐石。

没过多久，田埂上传来堂叔气急败坏的叫喊："谁动我皮带了？！

"他飞奔过来，看着空转的机器，探头望幽深的井口，脸"唰"地涨成猪肝色。

"是不是你？！

"他指着我，声音因愤怒颤抖。

我没理他，扛起铁锨，吹着口哨，转身走向自家干涸的麦田。

身后，是他骂骂咧咧找绳子、下井打捞的混乱声响。

后来，我还是在他浇完后才用上那口井。

那年夏天，我的麦子收成不好，穗子比别人瘪，磨出的面也少。

但我不后悔扔了那根皮带。

就像西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坐在坟头的我，依然无法原谅他。

我恨的，不是他抢了那点救命水。

我恨的是，他明明亲眼看着我这么一个"不是孤儿的孤儿"，在井边熬干三天三夜的血泪，明明顶着同一个家族的姓氏，却连一条窄窄的活路，都吝于让出。

那井边的风，那干裂的土，他甩开我时胳膊传来的蛮力……都像最尖利的麦芒，扎在心口。

西十多年过去，它们还在那里，不曾掉落，未曾软化。

但我深深感谢他，用最不堪的行为，为我的"家里蹲大学"补上至关重要的一课——它让我提前尝尽，何为世态炎凉。

《我的家里蹲大学 · 善良的大堂哥》坐在自己坟头上的林晓强，忽然想起了本家族的大堂哥。

那个在他生前处处关照他、去世时让他奔波五百里并痛哭流涕的人，如今也躺在这个世界里，就在两公里外的老坟地。

林晓强还记得大堂哥在世时的模样。

每次回乡探亲，他总要先去探望这位本族长兄。

那时大堂哥虽己年迈，却依然神志清明，总能准确喊出他的小名。

"还记得你偷队里黄瓜掉进臭水沟的事吗？

"大堂哥总是这样开场，眼睛里闪着慈祥的光。

那是1980年的夏天，生产队的菜园由队长的父亲亲自打理，西红柿和黄瓜都是队里的金贵物，一般社员无福消受。

刚上一年级的林晓强，有天中午趁着歇晌，偷偷溜进菜地想摘几根黄瓜解馋。

得手后慌忙逃跑时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栽进了菜地旁造纸厂的排污沟里。

队长的父亲追上来，照着他湿漉漉的肩膀狠狠打了一鞋底。

那一鞋底抽得结实，肩膀立刻肿起一道红棱子。

林晓强哭着跑到学校，班主任——也就是队长父亲的侄子——看见他浑身臭水、肩膀红肿的模样，问清缘由后，二话不说拉起他的手就往外走。

"伯父，孩子才多大？

难道一大家子的情分，抵不过你那几根破黄瓜，你就下这么重的手！

"年轻的班主任在菜地边与自己的伯父激烈争吵，"几根黄瓜值当这样？

看看把孩子打的！

"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村，也传到了大堂哥耳朵里。

大堂哥每每说起这事，最后总会加一句："这打没白挨，长长记性！

"但说到林晓强少年辍学的事，大堂哥的表情就会变得严肃。

"你啊你......"大堂哥总是摇头叹息，"那么好的成绩，说不念就不念了。

董老师来家里劝了多少次，同学们给你捐了款，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

"那时的林晓强低头不语。

他何尝不知道辍学意味着什么？

但面对哮喘病的奶奶、年幼的弟弟，他别无选择。

让林晓强感动的是，大堂哥虽然反对他辍学，却从未袖手旁观。

当他决定务农时，是大堂哥第一个肯定他："你小子沾，是个种地的材料！

"当他背着相机走村串户时，虽然大堂哥不认同这个选择，却依然默默关注着他。

最让林晓强铭记的，是他叛逆期的那次教训。

那年他刚学会喝酒，有一次在村头的小饭馆门口撒酒疯，口出狂言，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。

正好路过大堂哥看见，当即指着他鼻子骂道："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早晚得去你二哥食堂吃饭！

"这句话像一盆冷水，把醉醺醺的林晓强浇醒了。

他知道"二哥食堂"指的是什么——二堂哥工作的看守所。

如果真的进去了，这辈子就完了。

从那天起，林晓强收敛了许多。

不蒸馒头争口气，他暗下决心，绝不能让大家看笑话，更不能让大堂哥的话应验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林晓强深深感激那次当众斥责。

若不是大堂哥及时点醒，他的人生可能真的会走向另一个方向。

务农的日子艰辛而漫长。

一个羸弱少年要独自经营十来亩责任田，谈何容易。

虽然农忙时节有亲戚帮忙，但日常的田间管理——拔草、间苗、施肥，大多是大堂哥在帮他。

那时还没有除草剂，伏天的玉米地里闷热难当。

大堂哥总是早早来到地头，手把手教他如何间苗、如何培土。

汗水顺着他花白的鬓角流下，他却从不抱怨。

"这棵要留着，这棵得拔掉......"大堂哥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。

大堂哥是他们这一辈的榜样。

生产队时期，他总是挣最高的工分；他又帮着弟弟们盖房娶妻、操办妹妹的婚事。

里里外外，都是他在张罗。

可他自己和二堂哥，却因此耽误了终身，成了光棍。

晚年的大堂哥渐渐糊涂了，有时连亲侄子都认不出来，却始终记得林晓强的小名。

无儿无女的他在侄辈的精心照料下安度晚年，这或许就是好人有好报吧。

想起这些，坐在新坟上的林晓强站起身，想去老坟地看看大堂哥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他的脚步被钉在了原地，怎么也迈不出这座新堆的坟头。

他忽然顿悟，这所"家里蹲大学"授予他的最高学位，并非来自苦难，而是来自于像大堂哥这样的人，在苦难中向他展示的善良。

井边的排队浇地教会他认清人性的底线，而大堂哥的仁厚，则为他标定了生命的高度。

这两者，共同构成了他完整的灵魂地貌。

风吹过坟地周围的积雪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一曲永恒的毕业赞歌。

《我的家里蹲大学 · 勤劳的三堂哥》坐在坟头上的林晓强，己是亡魂的他遥望着老坟地的方向，思绪飘向了三堂哥——这个在乡亲们口中"有点那个"的人，却是他"家里蹲大学"里最特别的导师。

三堂哥是大堂哥的亲弟弟，在村里人眼中总带着几分憨。

但林晓强深知，这位堂哥有着一副菩萨心肠，更藏着几分大智若愚的智慧。

村里流传着不少关于三堂哥的笑话，最出名的要数他卖糖葫芦时"算错账"的事。

其实哪里是算错？

那是三堂哥独特的处世之道——面对一起买糖葫芦的乡亲和亲戚，如果卖给亲戚和卖给外人的价格一样，亲戚心里肯定会骂："不讲亲情，就他娘的认钱！

"遇到至亲好友，他就开始"糊涂"，要么多找零钱，要么故意算得漏洞百出。

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让亲朋好友得到实惠。

占便宜的亲戚却不领情，大声说给旁人听："看看你这脑子，连个账都算不清！

"转身离去时，那嘴角分明带着沾便宜后得意的笑。

他们得了实惠，还要在众人面前显摆自己的精明，却从不领受三堂哥这份不动声色的情分。

他卖棉花糖时的"傻气"，也是他的生意经。

看似被孩子们哄得团团转，实则是用一支免费的棉花糖做诱饵，引得孩子们争抢拉扯。

他知道孩子们闹意见也就一会儿的事，不会像成年人那样记恨谁。

孩子们为棉花糖争抢的大呼小叫，就会引得家长们不得不掏钱。

那双总是透着真诚的眼睛里，偶尔也会闪过生意人特有的精明。

一九八八年酷暑，三堂哥兴冲冲地找来："强子，咱合伙去买制砖机，去宁津做砖坯，保准挣钱！

"林晓强不想去，便以没钱入股来推脱。

谁知第二天，三堂哥就替他垫了资。

就这样，林晓强被这位热心肠的堂哥"逼"上了去往德州宁津的路。

那是一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。

砖厂立在毫无荫蔽的盐碱荒地上，远远望去，那座土窑像巨大坟冢，日夜不停地吞吐着黄土与黑烟。

空气中永远混杂着煤烟的呛、土腥的涩，还有汗水蒸发的咸，吸进肺里，连呼吸都成了负担。

在这里，三堂哥展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
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在村里"算不清账"的憨厚汉子，而是成了这片小小王国里的"工头"。

他是这个小合伙人团体的组织者，是这台制砖机的主人之一，更是冲在最前面的苦力。

天不亮，他是第一个起身的，围着机器转悠，检查机油、检查水箱、皮带，用他那双粗粝的手仔细擦拭，像对待珍贵的牲口。

开工时，他嗓门洪亮地分配活计，谁拉车，谁供土，谁操机，条理清晰，不容置疑。

那双总是带着憨憨笑意的眼睛，在工地上变得异常锐利，能一眼看出砖坯的内燃是否掺匀，能立刻听出机器运转中那一点点不谐的杂音。

"内燃掺匀，砖才能烧的坚硬，砖的抗压强度才会提高，谁家盖房子也不容易！

""内燃多了！

你想让咱的砖变成炉灰吗？

"他时而大声吆喝，时而走到工人身边，亲手示范。

他的话不多，却句句砸在点子上，是常年累月积攒下的、最实用的经验。

苦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。

水土不服让每个人都经历着闹肚子的折磨，而每天拉着千斤重的砖坯车在坑洼场地上往返，更是对肉体的极致考验。

那是一种能将人彻底榨干的苦。

夏日白花花的太阳，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毫无绿意的砖坯场上，土地被晒得龟裂，脚踩上去，隔着解放鞋底都觉得烫脚。

拉砖坯的车辙深深嵌在土路上，每前进一步，都需要将身体弯成一张弓，脖颈上的青筋因用力而虬结暴起，汗水不是流，而是像开了闸的洪水，从每一个毛孔里奔涌而出，瞬间浸透褂子。

汗水流进眼睛里，杀得生疼；流进嘴角，是咸涩的滋味。

汗水在背上、胸前凝结成一道道白色的盐渍，像是给苦力画上的特殊地图。

手掌上的血泡，第一天就磨破了，脓血粘在车把上，撕心裂肺的疼；第二天，血泡旁又磨出新的，周而复始，首到十指磨得麻木，最终磨成一层厚厚的老茧，像是套上了一副粗糙的、属于劳役的盔甲。

每天收工，两条腿就像不是自己的，肌肉不受控制地痉挛、抖动，躺在床上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。

而在所有人中，三堂哥是最拼的那个。

他仿佛有无穷的力气，不仅要说，更要干。

最累的"推土"的活儿（将混合好内燃的泥土用独轮车推到制砖机旁），他顶上去；拉坯车的绳子断了，他二话不说蹲下身子接好，手上沾满了泥和机油。

他的脊梁，像是一座永不倒塌的桥，躬在最吃劲的地方。

合伙的乡亲们看他这样，再累的怨言也只好咽回肚子里——这个股东操着老板的心，挣着和我们一样的钱，咱还有什么脸喊苦？

夜深人静时，林晓强躺在硬邦邦的板铺上，听着工友们沉重的鼾声和梦呓，常常会陷入深深的迷茫。

月光从工棚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。

他想，难道我的人生就要像这些砖坯一样，被定型、被烧制，最终砌进某堵无人问津的墙里吗？

可奇怪的是，只要天边泛起那丝惨白的鱼肚亮，一晚的沉睡（或者说昏死）过后，身体里那点属于年轻人的不服输的劲儿，又被逼了出来。

看着三堂哥默不作声、第一个走向工位的身影，谁也不愿在熟人面前露怯，承认自己"不沾"。

于是，咬碎牙和着血往肚里咽，所有人又都变成了沉默的、生龙活虎的劳力，继续投入到这场人与黄土的残酷角力中。

收工后，卸下"工头"的身份，三堂哥又变回那个憨厚的兄长。

他总会变戏法似的掏出那瓶最便宜、最烧喉的散装白酒，倒在掌心，用力为林晓强揉搓酸痛欲裂的肩膀和后腰。

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，揉在酸硬的肌肉上，又疼又麻，却也带来一丝活过来的暖意。

"强子，累吧？

"他瓮声瓮气地说，汗水混着泥灰的脸上，只有眼睛依旧明亮，"累就说明咱在长本事哩！

这力气啊，跟井里的水一样，使完了，它还会冒出来，越使越旺！

咱现在流汗，是为了以后不流眼泪！

"这句朴素的、带着泥土气息的哲理，至今还在林晓强耳边回响。

晚饭后，三堂哥有时会毫无声息地消失一阵。

不多时，他又会悄无声息地回到工棚，在嘈杂的鼾声与呓语中，精准地找到林晓强的铺位，轻轻推他："强子，出来。

"他不容分说，把林晓强拉到一个远离工棚、能看见远处土窑暗影的僻静角落。

这时，他才像变戏法似的，从怀里掏出两瓶温吞的啤酒和一小包油滋滋的花生米。

"喏，"他塞一瓶给林晓强，自己用牙咬开另一瓶的瓶盖，压低声音说："三哥知道你累，知道你咬着牙在坚持。

请大家喝酒，三哥家里你也清楚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......办不到。

"他顿了顿，用那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亮的眼睛看着林晓强，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温情："悄悄地，就咱哥俩。

偷偷喝一口，解解乏。

"在别人眼中，三堂哥或许仍是个可以随意取笑的"傻子"。

但在林晓强看来，这位堂哥有着最珍贵的品质——他从不偷奸耍滑，说到做到。

当合作的老板试图在算账时玩弄文字游戏，克扣大家的工钱时，是这个平日里嘴笨的三堂哥，第一个梗着脖子站出来，他不懂大道理，只会一笔一笔地算产量，一遍一遍地讲当初"说好了的"，他的执拗像磐石，最终撞碎了对方投机取巧的心思，为大家守住了应得的血汗钱。

那个夏天结束，16岁的林晓强捏着那叠浸着汗渍和一丝看不见血痕的钞票，这是他人生第一笔真正的血汗钱，也是这辈子的挣得最后一笔带着丝丝血迹的血汗钱。

虽然这并非他想要的生活——秋收后他便去了北京。

寻找另一种渺茫的可能，但三堂哥身上那种"透着滋滋血迹"的勤奋，以及在那炼狱般的砖厂里，亲眼所见的一个劳动者如何用脊梁担当，一个管理者如何用行动服众的生动一课，却成了他"家里蹲大学"最重要的一章。

多年后，当林晓强背着相机穿行在都市的霓虹下，他经常后悔地想，我应该用相机记录下来砖厂的每个瞬间——记录下三堂哥弯腰推车的剪影，记录下工友们古铜色脊背上滚落的汗珠，记录下那在苦难中依然闪闪发光的人性。

那些被岁月模糊的画面，远比任何精致的影像都更接近生命的真相。

每当林晓强透过取景器凝视光影时，他总会想起那个酷热的夏天，想起三堂哥拉着他往砖厂走时兴奋的模样。

这位在别人眼中"脑子短路"的堂哥，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他明白：劳动虽然艰苦，甚至带着几分残酷，却能洗去所有的虚浮，让人的腰杆在认清生活真相后，依然能挺得笔首。

风吹过坟地上的积雪，林晓强轻声说："三哥，谢谢你当年听不懂我的推辞，也许是三哥听懂了而假装没听懂。

"他终于明白，"家里蹲大学"最珍贵的课程，往往就藏在亲人们最朴实的言行里。

大堂哥教会他仁厚，三堂哥让他懂得了勤奋的真谛——那是一种浸透着血汗，却让生命变得无比厚重的力量。

《我的家里蹲大学 · 放弃的入伍通知书》坟头的雪，在林晓强虚无的注视下，仿佛融化成了一九八八年秋后的冷雨。

他的魂灵穿透时光，清晰地看见那个十八岁——不，是十六岁——的自己，正站在村民兵连长的家门口，手里攥着一张被体温焐热的体检合格通知，像攥住了命运递来的唯一缆绳。

那个深秋，“征兵”的消息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他沉闷的生活。

夜里，他第一次不是为了明日的农活失眠，而是为了一张崭新的人生蓝图辗转反侧。

他在脑海中反复勾勒：穿上一身崭新的国防绿，告别这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；部队的津贴，加上大队的补助，能让他在小本子上做好规划——这一笔还药费，那一笔给弟弟交书本费。

他甚至偷偷想过更远的未来：凭在砖厂和地里磨炼出的吃苦耐劳，加上自学的照相手艺和一手好字，也许能在部队混出个名堂。

像那位远房堂叔一样，把“农民”这身份，像件旧衣服般彻底脱掉。

“公家人”。

这个他曾在父亲坟头发誓要帮弟弟达成的目标，此刻竟也向他透来一丝微光。

这光如此诱人，让他几乎忘记了家庭的重量。

走出去，必须走出去！

报名时，大队部里烟雾缭绕。

几位干部看着这个他们看着长大的瘦削少年，又瞥见他家那份沉甸甸的贫困，彼此交换了复杂的眼神。

民兵连长叹了口气，拿起笔，在“年龄”栏把“十六”描成“十八”，在“文化程度”栏把“初中”改作“高中”。

笔尖划过的沙沙声，在林晓强听来如同天籁——那是集体对他梦想一次隐秘的加冕。

体检合格的消息传来时，他仿佛己经听见军列汽笛的长鸣，要带他驶离这片耗尽他少年汗水的土地。

然而现实的冷水，总由最亲近的人泼下。

发小宗哥来了，没进门，就站在院子里，脸色铁青：“强子！

你要去当兵？

你一拍屁股走了，地呢？

那九亩六分地能自己长麦子？

奶奶咳得喘不上气时谁背她去诊所？

让你弟也学你，不念书了，回来守成第二个你？”

“自私！”

这个词从最知根底的人嘴里吼出，比任何农具都锋利。

他想辩解，说当兵正是为了挣钱给奶奶买药、供弟弟上学。

可脑海里翻涌的，尽是奶奶憋紫的脸、弟弟捏着学费通知单发颤的手、春耕秋收时一个人面对无边麦浪的孤独。

他精心编织的双全法，在宗哥代表的现实面前碎成齑粉。

他看见自己离去后奶奶佝偻的背影，看见弟弟放下书包拾起锄头，看见九亩六分地重新荒芜。

眼中的光，像燃尽的油灯，一点点黯下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找到民兵连长，声音沙哑却清晰：“我……不去当兵了。”

交还那张被反复摩挲的体检表，篡改的字迹像灼伤的疤痕。

回到家，他从箱底翻出那套最好的旧军装和牛仔裤——本想穿着它去复检的。

仔细抚平每道褶皱，重新叠好，压回箱底。

他的“家里蹲大学”，在这一天，增设了一门名为“根”的必修课。

学费是他尚未展开的翅膀。

亡魂林晓强望着那片熟悉的田野，轻声低语：“翅膀，我亲手折了。

但咱家的屋顶，到底……没有塌。”

很多年后，每当他看到电视里英姿飒爽的军人，看到街边走过的退伍老兵，眼神总会不自觉地黯一下。

那身军装，成了他一辈子奢望不到的荣誉，一个永远别在胸口的无形勋章，上面刻着两个字：“责任”。